但同樣是被現代，藝術在世界各地的命運也並非就是一致的。同樣的命運曾經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降臨到巴黎蒙馬特高地的藝術家們中間。印象主義、後印象派、立體主義、表現主義其實正是在西方“被現代”的時期發生的。當時，工業革命即將改變世界的那些個偉大的發明已經完成，現代已經來臨。但工業革命這一概念中的“革命”與我們所知道的革命十分不同。首先，工業革命不像我們熟知的革命那樣，首先是觀念和意識形態的革命。它首先是技術的革命。其次，它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從詞源上講，‘革命’是說一個輪子或星球的轉動，是一種快速運動，剛開始轉動，就知道它很快就要結束。可是，工業革命是典型的慢速運動，初期幾乎不被人注意。”對於西方藝術發展史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革命並不是一夜之間來臨的。這意味著它不會否定傳統的日常生活――海德格爾所謂的“人民幾百年來未曾變化的生活的那種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傳統的日常部分會在漸變中被引入現代，而且在漫長的時間中它滋潤了現代，並牢固地獲得了自己的根基位置。其結果是，革命在藝術中產生的影響，並不是藝術家們的經驗世界與現實的分離(即使隻是視覺領域，過了一個世紀，一個旅遊者依然不難在巴黎找到令印象派誕生的那些標本)。所以，雷諾阿在十九世紀末，當鋼鐵廠和織布廠已經遍布歐洲的年代，依然像一位二流古典畫家那樣宣稱，“對於我，一幅畫應該是一件使人高興的，快樂的和美麗的東西”。如果仔細考察被視為藝術革命之一章的從莫奈到塞尚、馬蒂斯和畢加索的畫布，就會發現，雷諾阿聽起來似乎相當膚淺的觀點，其實是這些大師們的一個共識。置那些令人暈眩的附加在大師們的畫布上的現代派美學係統於不顧，我們會發現，大師們遵循的不過是一個常識，畫得更好看。就是這一常識導致了整個藝術史的一次次革命。世界變了，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有些神經質的英國詩人葉芝在世紀初驚呼。是的，世界變了，但藝術的常識依然是常識。所以，火車的誕生或輪船的出現，並不會妨礙塞尚如此觀察1906年的世界，“我必須告訴你，作為一個畫家，我在大自然麵前越來越變得視力清晰……”正是塞尚如此的視力，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西方藝術史上最卓越的革命――以透視為基礎的摹仿的瓦解。我們看到，當這些藝術家麵臨被現代的命運時，他們與舊世界的表麵上的分離隻是“看法”或者“方法”(技術)上的。凡·高或者塞尚為藝術史提供的是新的方法和經驗，而不是關於藝術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發現，在西方，現代乃是傳統的擴展和延續、創造與豐富。古代世界和現代世界得以在同一個城市和它的博物館中找到位置。在被現代的進程中，如果考察西方藝術史，我們發現它像中國古代繪畫那樣，乃是一部關於如何處理色彩、線條、筆法、材料、構圖和題材的方法的“藝術”的曆史。
12月底，我在昆明主持了一個叫做“都市人格”的畫展，這個畫展令我想到中國當代藝術的一些問題。我發現，今天，在中國那些冠以新潮美術或前衛藝術的作品中，你總是看到一些你決不會想要把它們買回來掛在臥室或客廳裏的東西。如果你不是從意識形態、主義、某某代觀念或者某某雙年展、某某文獻展的角度來看作品，僅僅是從常識上的、普通人對藝術品的一般經驗來看這些作品，那麼你絕對不會產生要購買它們的衝動。即便是對專業人士來說，如果你不了解這些作品的“主義”淵源、“當下”背景，不了解它們是與什麼知識“接的軌”，或者把它們的背景――“畫外音”去掉，你就無法把它們作為一種自在之物來接受。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堅硬、喧囂、故意為之、與日常生活尤其是與“家”處於一種對抗性的關係。畫家們更關注的是畫什麼，畫什麼題材更有戲劇性效果，甚至是畫什麼才能引起西方藝術展的興趣。六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藝術不僅與傳統的視覺經驗處於斷裂的狀態，並且在古代關於藝術的經典定義上來說，它也是非藝術的。因為在二十世紀的小傳統中，藝術之術，不再是自在之體，而是改造認識解放人生社會的工具。中國傳統中，藝術是一種逸情養性的緩慢的活動，它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畫，在如何的過程中，藝術家像參禪那樣獲得與天地萬物之性靈的融合。例如石濤大師說過的“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詠乎我也。”中國古代大師們的畫語更多的是講方法，而不是講主義。這些在緩慢的傳統中形成的藝術常識在二十世紀成為革命的對象。人們不是在傳統的緩慢的漸變中“被現代”，而是在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中“被現代”。革命而不是藝術傳統決定了人們關於藝術的新觀念，但這個世紀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時間去給藝術家們充分地實驗這些觀念。我們發現，正像革命一樣，各種觀念此起彼伏，它通常隻是簡單地把視覺領域依據時間的順序或者意識形態在各個時期不同的需要劃分為進步的、落後的、保守的或先鋒的。藝術並不是在常識的煉火中窯變，而是在時間的快車道上疾馳。
在二十世紀末，我以為所謂反傳統的傳統一詞，指的是二十世紀以來的小傳統。
中國的詩人們不可以把中國傳統上的那些偉大的詩歌聖哲的作品僅僅看成死掉的古董。我們應該像從一口泉水中汲取生命那樣從他們中獲得詩歌的語言資源，它們才是漢語詩人寫作的永恒的語言資源。
我堅信人類將從過去獲得對未來的解放。
在此時代，人生離詩性越來越遠，人們更注重的是眼前的實惠，或者說實惠的藝術。時間就是金錢，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去關心那些不能立即產生效益的東西。但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詩人，一個沒有詩人的國是小人國，一個沒有詩人的時代是死亡的時代。詩人不是公眾的施舍對象，而恰恰相反，是他們的創造活動使我們意識到所謂“存在的意義”。正是詩人們對寫作活動的自由思維、創造和探索精神以及對無用性的堅持，使我們的生活具有“道理”。雖然這道理是如此的無足輕重，但它畢竟表明，市儈主義的哲學並不會全麵地勝利，詩人們依然在堅守著自古以來滋潤著曆史的神性，並且固執地站在那些對詩性麻木不仁的人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