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革命，不隻是對一般的文化的革命，也是對文化的細胞――中國人傳統的日常生活及其常識的革命。不僅小家庭成了革命的對象，舊時代的家具、烹調、家常話、住房、人和人的交往的基本原則都成了革命的對象。例如，為了某派的主義就告密、大義滅親、把所有四合院及其家具都視為封建地主的遺產、在家庭鄰裏之間劃分階級、把城市生活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我以為，我們還在體驗著這種革命的後果。最近，我到昆明那些新建成的街道上去走，發現，這些街道不是為中國傳統的日常生活建設的。它是為汽車、銀行、超級市場和一種陌生的生活方式而建造的。它沒有為裁縫鋪、老字號的酒店、茶館、紙煙鋪、補鞋匠、鹹菜鋪、醬油鋪、鹵菜店……這些“小市民生活方式”留下位置。它的建築語言像我們在革命時期早已熟悉的那樣，高大、全麵、寬闊、明亮、嶄新、統一、標準化、高度集中、康莊大道以及來自“別處的”……我應該已經可以像學習尼采、海德格爾那樣學習中國過去曆史中那些偉大的聖哲。我以為，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對他們的疏遠、否定之後，在“子日詩雲”已經普遍地為某某斯基、某某馬斯或某某主義說……全盤替代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可以真正明白他們的一成不變是在說些什麼了。我指的是我自己應該把他們當做指引世界曆史方向的具有現實意義的經典來學習。
寫作(詩以及其他)為什麼先驗地一定要表現出所謂的“美”，眾所周知的、經典的或先鋒派的；或者如果與此相反，反抗的寫作就一定要以醜的麵目出現，同樣的眾所周知的、經典性或先鋒的。我寧願我的寫作僅僅是一種語言的記錄，而與什麼美或醜無關。但僅僅是記錄並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表現美或醜已經被世界規定為寫作本身的存在的惟一理由、惟一方式。所以，寫作比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它不單單是靈感、生活經驗和寫作中的技巧問題。寫作本身是一種回到真理的鬥爭。
在下麵，想起了位於世界最高處的西藏。那裏的人們沒有我們這些住在下麵的人所謂的遠方和更美好的，在那邊時間並不是指向未來的，也不跟著所謂時代前進。在那邊時間是原在的。在拉薩，我從未遇到一個對下麵的富裕津津樂道而準備投奔的人。相反，我經常遇見那些一貧如洗或者脖子上掛著其價值可以買一座莊園的寶石的人，一步一叩朝高處走去。人們隻到神所在的地方去，到拉薩去、到定日去……神的寓所在高處，沒有誰要到下麵去。照理說，西藏應該是生存條件比四川湖南都更惡劣的地方，他們完全可以像內地民工一樣跑到生活條件更好的地方去，但在內地和沿海，你很難遇見到一個西藏人。對他們來說，人生的終點在上麵，在神的周圍。西藏人是有家的人，原在和守成的人。我回憶著他們的麵孔，像岩石一樣堅硬，被高原陽光和風塑造過，寧靜，守候和憧憬著。
許多詩人對烏托邦話語津津樂道，因為談論這種東西總是可以在群眾中獲得某種優越感，在人群中處於“比你較為神聖”的地位。但如果回憶一下本世紀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曆史，烏托邦話語不正是一種最常見最庸俗也最霸道的話語麼？今天的詩歌中的烏托邦話語與六十年代不同之處是，“生活在別處”中的這個別處在六十年代指的是時間上的別處(將來、總有一天)，在九十年代這個別處現在轉移到了空間上(與西方的接軌，語言資源、玫瑰的嫁接、歐洲的詩歌節)。
二十世紀是一個崇尚升華的時代。任何常識性的事物，都要拔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去看，這是意識形態。但日常生活又何嚐不受到這種拔高的影響。今天，你看報紙，還常常會看到什麼“某某領導冒雨視察……親臨災區……”(難道這不是他拿這份工資應該做的工作，難道要在大晴天、世界太平的時候去才是正常？)在學校裏，老師經常表揚學生什麼“上課專心聽講、不講小話……”並據此評比優秀，這難道不是一個學生最基本的要求麼？在詩人中，這種升華甚至以為詩人比詩歌更崇高，詩歌寫作不如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所以出現許多詩歌平庸，但敢於自殺當詩歌烈士、敢於危言聳聽的人。詩人不以為他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寫詩，而熱衷於什麼“知識分子寫作”，試圖讓某種“救世主”的形象來取代詩人的位置。“升華”其實許多時候並不高尚，它有著詩外功夫，詩寫得味同嚼蠟，卻通過在別的方麵來升華，以獲利。
今天在中國有一種懷舊的情緒。懷舊是由於人們發現他們已經無舊可守，對舊的不斷革命，大致中國人終於喪失了“舊”。人們會發現，舊並不僅僅如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樣，隻是餘孽、幽靈、鬼魂。它其實也是中國人日積月累的生活經驗。舊時代的生活其實是有一套方法的。它並不是空洞的東西。昆明建城之始，不僅有風水上的講究，並且它是依據中國式的人與世界的關係來建造的。昆明的各種小吃、茶館、酒樓、藥鋪、裁縫鋪、紙煙鋪、鹹菜鋪，都是與日常生活相呼應的。這些並不是鬼魂，而是一個人的日常經驗。昆明人冬天做鹹菜、大年初一不能動刀、春天要吃陽春米線、“三月三、薺菜花兒串牡丹”等等的舊都是庸常，但事關人的陰陽平衡。封建主義之類的舊，對一個普通人來說，恐怕過於抽象。真正與他生命休戚相關的舊，恐怕還是那些相當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當這些“舊”喪失掉的時候，人會有無家可歸的感覺。精神的斷裂人們恐怕覺得過於抽象，人們最可以切身體會的乃是“經驗的斷裂”。昆明現在流行超級市場，方便倒是方便，但人們會發現他們再也找不到的是從前在雜貨鋪與老板娘聊天的那種感覺，那種感覺確實是過於腐朽，但它已經被記載在中國的文學中，也是人們的所謂故鄉世界的一部分。找不著這種感覺的後果是，當我們從超級市場出來，一個西方人也許可以順便到教堂裏去聽牧師布道，以緩釋這種方便然而也孤獨、乏味、千篇一律的購物所引起的空虛，但一個中國人就發現他無處可去，他的經驗是在購物中應該有一個通曉各種人情世故的老板娘與他聊聊，但這個新世界並不是為這種庸俗的生活設計的，他隻有鬱悶不樂，他隻有在一派全新中懷舊，他必須要有極好的記性與想象力。
二十世紀的知識給我們介紹來自西方的各種圖紙，它從不說中國過去也有一份圖紙，關於世界樂園的圖紙。而且這份圖紙其實並沒有在世界上施工過。例如，這份圖紙關於“原天地之美”的設計。正是依據這份圖紙，中國人得以在建立了一個偉大無比的文明的同時，也保持著一個沒有被汙染的大地，這種狀態是在不久前才結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