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開始寫作活動以來，我的寫作生涯已經進行了30年之久。在此時代，我的寫作活動很是具有戲劇性，我經曆了無從發表作品的階段、在民間刊物發表作品的階段和公開發表作品的階段，也經曆了手稿階段和電腦寫作的階段，我寫過古體詩，也寫過賦和古文體的散文，最後我成為現代漢語的詩歌和散文作者。
最初，我的詩歌是記錄在筆記本上，在三四個朋友中傳看，1977年，我寫的一首反對“四人幫”的政治抒情長詩以大字報的形式貼在工廠食堂附近的牆上。1979年的夏天，在昆明翠湖雲南省圖書館的一個民間詩歌聚會上，我第一次在超過五個以上的陌生的聽眾中朗誦我的作品，那時候我已經完成了一個詩人的準備階段，我的詩立即獲得熱烈反響，我記得那個夜晚我朗誦的是《不滿》，這首詩現在已經找不到了，我聽著旁邊熱烈的掌聲很是驚訝，因為在此之前，我並不知道我的詩歌是什麼水平。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我24歲，我已經幹過不少的事情，做過木工、鉚工，也在農場種過土豆，但我所幹過的事情，沒有一件受到如此熱烈的讚揚。此後，我的詩歌手抄本開始在大學流傳，1980年秋天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已經有一批喜歡我的詩歌的讀者。我的作品首次被印成鉛字是在一個叫《地火》的創辦於1979年的民間雜誌上，印著我作品的這一期，剛剛刻好蠟版，就夭折了。1980年，我的作品再次印成鉛字，出現在雲南大學中文係學生自辦的油印刊物《犁》上，也就是這一期，《犁》就被勒令停刊了。當時我在上麵發表的詩歌用的是筆名“大衛”，這本刊物被《滇池》的一位編輯看到，他在1981年1月號的《滇池》，發表了《犁》上的詩歌，其中有我的《記憶》。我並不知道，那一年放寒假的時候，我與兩個同學去石林旅行，回來的時候路過郵局，看到剛剛出版的《滇池》，我發現了我的詩歌。1980年到1982年，我的詩歌主要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同學朋友中傳閱，1982年，《邊疆文學》的一位編輯看了我詩歌筆記本，他從雲南大學的一位學生那裏得到它，他發表了其中的一首《春天來了》。1983年在甘肅的《飛天》雜誌，我發表了組詩《圭山組曲》，由此我認識了中國各大學的詩人，以及後來的第三代詩人。
80年代前期我的作品分成兩部分，已經發表的很少的一部分和沒有發表的，後者一直呆在手抄本和稿紙上，因此《於堅集》裏麵收集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的。我認為，這些在當時沒有發表的作品，是我那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品。
我在中國遙遠的外省寫作，遠離風起雲湧的文化中心。在中國特殊的政治中心即文化中心的文化地圖上，我的寫作位置處於劣勢，可以說，在通向文壇的道路上，這種地理位置是希望渺茫的。我幸運的是，我在一個不知道何謂發表、何謂文壇的時代開始寫作，就像那些古代作者一樣，我為“岑夫子、丹丘生”之類的朋友們寫作，寫作是我的一種存在感。當發表作品和文壇的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寫作的基本立場已經不可動搖。所謂“文壇”是20世紀文化的產物，文學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在20世紀達到極端。文革取消了文壇，取消了20世紀前期的文化進步和成果，卻令我這個1972年開始寫作的作者，得以重新像一個古代作者那樣開始寫作，我的一些作品散失了，因為早年它們隻是寫下來，送給朋友看的。
三十年來，無數的朋友，我親愛的讀者支持著我的寫作。我的寫作的信心從來不是發表，而是某個天氣陰沉的午後，有人敲門，進來的是汪倫，我當即給他看寫在我的筆記本上的詩，他的讚賞令世界陽光燦爛。到今天依然如此，我的作品得到朋友的肯定，是我的寫作能夠持續的重要因素。我幸運的是，我總是有那種鑒賞力非同凡響的朋友，他們的審美趣味總是與時代風尚不同，他們在最嚴峻的時代支持了我的寫作，他們的支持不是寬容，而是像我的寫作總是一意孤行那樣，他們就是喜歡這種風格，他們是少數，但是無限。我在青年時代早就做到，不靠寫作，我也可以正常地在這個世界生活下去，我有手藝，我會電焊、做家具，裝收音機、修自行車、教書、編輯等等，對寫作我需要的不是發表，而是打動讀者，得到他們的熱愛和尊重。
我承認我不是一個迷戀自我的作者，我要感動的是芸芸眾生，我的寫作其實是非我的寫作，是載道的寫作。所謂天人合一，就是一種無我狀態。所謂載道，這個“道”是最基本的道，不是一時一世之道，是道發自然的永恒“道”。道不是外在的，習得的，而是天命。我在寫作中體現的是一種自由精神，我可以寫任何東西，以任何我覺得適當的語言方式，但有一個基本的限度，目擊道存。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朋友和兄長胡廷武，他自80年代以來，一直非凡地理解並支持我的寫作，沒有他堅定的支持，這個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