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不舒服了好一段日子。一個人躺在床上，老疑心生了喉癌。但懶，拖著，終於因為看別的病才掛了號。
醫生是位三十多歲的男人，笑容和善。一個高中生樣男孩大約耳朵需做個什麼小手術，他父親念著兒子尚未婚戀，問這問那，問到後麵病人全不耐煩了，醫生還是笑笑地。
鬆口氣，看慣了醫生高高在上的臉色（仿佛患了病是很不檢點很不識時務很活該的結果），看到這樣一張有笑意的臉，讓人連帶著對病的疑慮也打消了些。
輪到我。張嘴，木片壓住舌頭，燈光對著喉嚨。
你這情況多久了？臉仍是和氣的，但沒有方才的笑容。
心開始一個勁往下沉。
怎麼了，瞧出了什麼問題？但不敢問，一個字也不敢，答，“一段時間吧。”
一段時間是多久？
我差不多絕望，眼睛睜大（睜大了也是徒勞），望著醫生，可是隻看得見他的白帽子。他垂著頭寫字。
三個月……不，半年了吧。我開始對自己咽喉不適史感到懷疑起來，半年？不止了吧，似乎很久了。從母親告訴我，我童年有次不慎將根毛線鋼針插進喉嚨起。我總覺得那管鋼針雖然當時就被我習醫的外公撥去，但它陰魂不散，像一句齏語，冰冷地，生硬地，一直等待在我的歲月裏再次發作。
醫生奮筆疾書。我盯住他看，眼珠子都不錯一下，想從他的身體，他頭部的形狀，他的握筆姿勢看出點端倪，不敢開口。生怕在被他宣判之前，被自己的一開口給斷送。
驚恐牢牢地攫住了我。像一張網，劈頭蓋臉罩下來。坐著的凳子不再是凳子，是危崖，稍不慎，或者隻是醫生開口說的第一個字，便可將我推入萬丈深淵。
醫生略停頓，抬頭，平時忙嗎？
……不，不忙。
有沒有空每天來醫院一趟？
如同藥物進入血液後一定時間內到達的峰值，像被人架上懸崖間鋼絲——我想，他是要我來化療了！
盯住他，張了下嘴，沒有發出聲。一條涸澤將死的魚。
腦袋裏白茫茫。再努力了一次，費勁地，艱難地，小聲說，能來。
不敢問來醫院做什麼。那道防線自己抵死守住，就算它其實已被麵前這襲白大褂所擊破。
喉嚨的不適加倍放大，像硌著塊粗糲的生死令牌。整個身體，隻剩下茫然的眼睛與有疾的喉嚨。
他終於覺得我神色不對，停筆，你幹嗎那麼緊張？
我不說話，拳頭一直緊攫著，指甲尖銳地抵著掌心。
他清了清嗓子，“你這是慢性咽炎，不容易好，但也用不著緊張！”說著遞給我一張單子。
治療一欄寫著“霧化吸入”。
不是……喉癌？
醫生有些吃驚，笑，“哪有這麼容易就得癌的！你還年輕，這麼悲觀？”
眼淚唰地迸發，怎麼都控製不住，滿腹委屈，滿腔釋然，行將死刑忽遇赦免也就是這感覺吧？
醫生又開句玩笑，放心，女的不得這病，男的才得！周圍人全笑了，包括他身邊實習的一群女孩，我也笑，但隻是應和，身子仿佛還飄在雲端。
走出醫院，腿還有些發軟。
我想，什麼時候我竟脆弱到這田地了？這麼怕死？曾經有段時間，我不是一直挺向往死的嗎，覺得它是本銀葉子打成的書，人躺上去會成為莊重的永生的字符。
關於童年那次鋼針事件，其實無需當時不在場的母親說，我是記得的。那時大約四五歲，寄養在外公家。那個下午，我和外公呆在屋裏，他在看本什麼線裝醫書，我在一旁玩。光從窗戶照進來，屋裏清寒又溫暖。有包柿餅擱在櫃上，但我從來不喜歡那種味道，它沒能轉移掉我的注意力。不知怎麼，那根織毛衣的鋼針被我拿在手上玩，然後不知怎麼戳進了喉嚨，我張著嘴說不出話。外公的慌亂比我更甚，他一把丟掉手裏的書，來幫我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