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北京的電話號碼隻有六位數，倒不難撥，不過還要轉到479分機才能找到公司，原來公司仍在使用計算所的總機中繼線。他們的確想要為自己拉一條電話專線，可惜太貴—要花5000塊錢，僅僅換個新電話機也要200元。這些人都是從艱苦的歲月裏過來的，知道節儉，又逢公司初創，都恨不得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於是一致同意，把拉專線和換電話機的計劃暫緩執行。經營部經理劉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著一台舊電話，希望能夠攬到生意。當然也有人尋著廣告上的地址找上門，卻發現這公司不過是小屋一間，屋裏的麵積還不如廣告大，門外連個招牌也沒有。春天開始的時候，大家終於想到要把公司的牌子掛出去。於是尋找美工設計，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塊。3月的最後一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的牌子做成了，在麵向科學院南路的大門掛出來，長2.2米，寬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製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體字，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牌子並列在一起。王樹和還以總經理的身份向曾茂朝呈送報告一件，保證這牌子“風吹日曬久不變形”。
4月2日這一天，對王樹和、柳傳誌和張祖祥的任命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準。曾茂朝兌現當初的承諾，把這三人的任職後麵全都附加了一個“括號”，表明各自的行政級別，王樹和為“正處”，柳傳誌和張祖祥的括號裏麵則為“副處”。這在舊時為“七品”和“從七品”，乃是“七品官製”中的最低層，在共產黨的官員序列裏也隻屬於中低等，以三人當日的情形論，更無實際價值。但是對於公司全體職工來說，這個“括號”擁有強烈的象征意義：黨的組織不僅未將他們看做異端，而且還將他們當做革命隊伍中的一個部分，並且以組織的形式加以認定。
公司的領導者腳踩兩隻船，既無後顧之憂，便打算放手一搏。他們的計劃十分宏偉，可是從冬天到春天的幾個月中，公司裏最令人頭疼的事情，就是沒有人知道自己該去做什麼，就連“三人核心”也說不清楚。整個公司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先是倒賣電子表、旱冰鞋，還有運動褲衩和電冰箱，然後又籌劃著倒賣彩色電視機。那時候彩色電視機是緊俏商品，人人想要。國家規定了出廠價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場上去，就是給每台加上1000元，也能轉瞬賣出。所以，當他們知道江西省婦聯的一個女人手裏有大批彩電的時候，都相信賺錢的機會終於到來。20世紀80年代中期商業的信譽已經出了問題，有個挺流行的說法就是“騙子比彩電還多”，柳傳誌知道這是誇張之辭，但多留一個心眼總是沒錯，於是囑咐屬下一定要親眼看到電視才能彙款。
那一天手下人興致勃勃地告訴他，說自己親眼見到大批彩電，一點不假。卻不料他們還是遇到了騙子：彩電的確有，隻等他們的錢彙過去，立即無影無蹤。曾茂朝給他們的20萬元就這樣被騙去14萬。柳傳誌自從長大成人，一向無往不勝，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束手無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謀劃，絞盡腦汁還是沒有頭緒。看看天色已晚，王樹和推出自行車來打算回家。柳說：“我送送你吧。”於是迎著晚風來到街上。那時候這條街還很簡陋，沒有這麼多高檔寫字樓和公寓。兩人沿街走去，不知不覺已到王家，王說：“我再送送你吧。”又往回走。就這麼走了多少來回。後來人們仿效《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說他們是在“十八相送”。其實這段路程與感情無關，事實上王、柳二人當時如此難舍難分，實在是因為同病相憐。
看來曾茂朝埋伏的這支“奇兵”出師不利。其實公司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每個企業都會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從哪裏來？這在西方國家叫做“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在我們的國家則叫做“社會主義的資金積累”，說法不同，就企業的運作來說是一回事。如同飛機起飛需要跑道、輪船出航需要碼頭，不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還是一家公司，若要實現經濟起飛，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夠的資本作為鋪墊。你可以向銀行借貸，可以向社會募集，當然你也可以獲得風險投資家的支持，不過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了。
在80年代的中國，中小企業無從向銀行借貸，更不知道“風險投資”是什麼東西，所以企業的“原始積累”背後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問題：可以建立“血汗工廠”，依靠克扣員工工資，或者增加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來賺取超額利潤；可以偷稅漏稅，或者走私；可以依靠當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環節，比如“審批製度”和“許可證製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緊缺以及價格的“雙軌製”—官方定價和市場實際價格的差價，大賺其錢。所有這些都在學者的語言中被歸為“中國民間企業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說，“原罪”就是企業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說也說不清的”，又像萬通公司董事長馮侖的解釋：“原罪”其實就是一個沒有股本金的問題。柳傳誌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機會進入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細細耕耘，他們也許會試試。不幸的是，那時候他們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