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國的世界主義潮流
看油畫的時候，退到更遠的距離，才能看明白。離得很近，黑和白是什麼意思都分不清。退得遠點，就能明白黑是為了襯托白，再遠點，才能知道整幅畫的意思。打這個比喻是為了時時提醒我們牢記目標，不至於做著做著就做糊塗了。—柳傳誌1988年1月8日，張祖祥來到香港。他第一次走進這個狹窄、敏銳、擁擠、繁華的城市，人地兩生，也聽不懂當地人中流行的廣東話和官方通用的英語，不免有點膽怯。可是他卻肩負著柳傳誌的宏圖大略，要將“海外拓展計劃”在這個城市鋪排開。
所謂“海外拓展計劃”，是指從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這段日子裏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在邊境以外的地方辦一家貿易公司，積累資金和經驗；將公司業務由貿易領域延伸到生產領域，大規模地進入個人計算機的整合行業，這是第二步；進入香港股票市場，成為一家上市公司，這是第三步。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很長時間裏，這一計劃都被描述為“進軍海外戰略三部曲”。柳傳誌和張祖祥在公開場合滿嘴都是豪言壯語，其實他們是出於一種相當實惠的考慮：公司要賣AST電腦，海外訂貨的通行規則是讓中間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我們總是吃虧，”張祖祥說，“假如在香港辦一家貿易公司，自己控製訂貨渠道，就能把那15%賺下來。”
80年代中國的世界主義潮流全世界的優秀企業家都會為自己的公司精打細算，但是，隻有中國企業家擁有利用國家局勢為公司謀利的特殊技術。中國人在過去幾十年—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向以為自力更生是振興國家的必由之路，那時候我們認定自己的生活無比幸福，人人會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自從80年代初期打開國門，才知道世界並不是自己想像的那個樣子，西方列強已經遙遙領先，而我們自己卻還生活在貧窮之中。融入世界的輿論占了上風，政府的行政也漸被國際潮流左右。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計劃”和歐洲的“尤裏卡計劃”，在中國政府內部引起極大震撼，也成為1986年3月“科技發展戰略規劃”誕生的直接因素。今天回憶起來，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主義”對於我們國家的煽動力量，一點也不亞於90年代的“民族主義”。要說柳傳誌全局在胸，蓄謀憑借這股東風，也許是言過其實，但是當日的國家局麵的確讓他得到啟示和鼓勵，讓他師出有名，也讓張祖祥真有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
香港聯想
柳傳誌在香港選擇的合作者共有兩家—香港導遠電腦係統有限公司和中國技術轉讓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當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個投資者呂譚平、吳禮益和張利基，都是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計算機專業、又有海外商業體驗的年輕人。看上去這與柳傳誌麾下的老派書生正好取長補短。後來柳傳誌一直喜歡用“瞎子”和“瘸子”來解釋他的這一選擇，說自己雖然擁有足夠的技術力量但卻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場，三個合作者則正相反，沒有技術力量但卻深知國際市場的奧妙。兩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腳力和瘸子的眼力闊步前進。這一說法在後來很多年裏被廣泛轉述，成為他的海外戰略的成功之路。但是無論是“瞎子”還是“瘸子”，都沒有包括他的另外一個合作者—新技術轉讓公司。後者隻是在公司的內部會議上才被提到。
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傳誌在公司“開拓國際市場”的動員大會上坦率地說：“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貸款，在借錢方麵有根兒。”柳傳誌當時沒有提到的是，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是國家貿促會在香港的投資，屬於國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其董事長正是他的父親柳穀書。就像我們在前麵所說，柳穀書早年投身銀行業，他所積累起的信譽和人脈都是一筆巨大的資源。63歲那年，這位老人帶著80萬元港幣來到香港，組建了中國技術轉讓公司，也讓我們國家的專利轉讓事業從此進入世界市場。在以後6年裏，他為這家公司賺了大約5億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獲得極高讚譽，也是兒子心目中的榜樣。
很多年後父親已經去世，兒子緬懷父親的時候，說起自己一生中的每個重要關頭都得到了父親指引，包括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文革”時的政治選擇，以及後來的放棄仕途辦公司。現在我們同樣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父親從旁襄助，兒子能否下決心在香港開辟他的“海外戰略”第一戰場，必定還是問題。我們今天回顧當時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個事實：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響，幫助兒子獲得大批貸款。這成為香港聯想初期最重要的鋪墊，因為當時無論柳傳誌還是導遠公司，都沒有足夠信譽和實力獲得香港銀行業的支持。然而事情遠不止如此，父親還把兒子介紹給香港商界。諸如衣著、舉止、言談之類的社交禮儀，兒子也都是從父親那裏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