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先打出一個市場、一種需求，然後讓大家來認識你的品牌。”喬健所期待的事情真的發生了。經過此前三年的醞釀階段，中國人在1995年總算明白個人電腦對於家庭來說意味著什麼。此後它便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長著，而在那些購買電腦的家庭中，每100戶中就有40戶買了“聯想1+1”。柳傳誌：“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手。”喬健的“知識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國計算機領域中的惟一話題。剛剛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複他對公司的影響力，就像我們在前麵的敘述，自從1994年柳傳誌與倪光南在技術方向的選擇中產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權力鬥爭的種子。固守著技術領地的倪光南，現在一點也不願意幫助柳傳誌維護那套“領導班子齊心協力”的假象，對柳的那封既婉轉又堅決的信也不予理睬。兩人後來又有一次單獨談話的機會。柳傳誌把地點安排在釣魚台賓館的一個鳥語花香的亭子裏，顯然是想讓彼此之間的氣氛有所緩和，但是他很快發現“還是談不攏。這個人下決心把你當敵人時，那就義無反顧”。不斷積累的矛盾終於起火。總工程師投書中國科學院，指控總經理在公司的投資決策中獨斷專行，把“漢字係統事業部”擅自改為“軟件事業部”，這是“取消漢卡”，挾私報複反對他的員工。此外倪光南還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
他檢舉柳傳誌涉嫌重大經濟問題：挪用銀行貸款，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惠州聯想科技園的產權不清不白，資金運行既不規範又不透明，很多事情連他這個董事都不知道。對於柳傳誌突然撤換原來的財務總監胡靖宇，倪光南也認定這背後必有重大隱情。他的手上有個重要證據：1994年柳傳誌把公司的552.58萬美元借給呂譚平等人擴張私人股權，讓後者在公司的股權從33.3%增加到43.3%。董事長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舉報，當即嚇了一跳。關於公司的技術方向由誰說了算，這裏的紛爭他早就知道，所以並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經濟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實，那可真的會要了柳傳誌的“命”。當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時候，不少有地位有經驗的人都懷疑柳傳誌能否做到徹底清白。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在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中發展，讓很多無法無天的人從中漁利。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把那些有錢的老板先抓起來再審，肯定沒有冤枉的。”當然不少了解內情的人也懷疑倪光南的動機。他們認為公司的那些重要決策倪光南不會不知，當初知而不言，現在才捅出來，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節外生枝。
這個夏天中關村的形勢似乎也決定了柳傳誌處在下風。公司的技術領袖趕走總裁的故事那時特別多。最典型的一個發生在北大方正。“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後來在回答一個記者的提問時說，“你知道方正嗎？你知道王選嗎？你知道方正的總裁經常換嗎？為什麼經常換？換總裁的動力在哪裏？王選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聯想這段故事如果順著倪光南的意誌發展下去，可就不是什麼“換總裁”，而是“總裁進監獄”。當中國科學院高技術企業局局長李致潔率調查組來到公司的時候，人人都為柳傳誌能否過關捏一把汗。這已經是第二個調查組了。
前一次是調查柳傳誌的工作作風，提出了一些諸如“他在公司裏麵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樣的”、“他有沒有安插自己的親信”這樣一類問題。這一次就更加嚴厲，招招都是涉嫌經濟犯罪的要害環節，最後還要被調查者回答一個問題：“你覺得這個公司沒有柳傳誌行不行？”這樣一來，就讓成團的迷惑彌漫在公司高級經理們中間。人人都在私下傳遞一個可怕的消息：“柳總出問題了！”柳傳誌平生遇到的危機無數，還從來沒有哪一次像現在這樣叫他痛苦和緊張。他覺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貫注的態度來對待這些讓他討厭的事。當他知道中國科學院的高級領導們將召開會議討論聯想的問題，立即寫了一封信，要求做“一個書麵發言”。在為自己的行為和動機做了一番辯解之後，柳傳誌擺出了與倪光南勢不兩立的姿態。“我和倪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了，我無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寫道，“作為總裁，我將向董事會提出免去他總工的職務，同時請院領導考慮免除他聯想集團和香港聯想董事的職務。”柳還在“書麵發言”裏提出，希望調查組能夠給他一個申訴的機會。後來他果然如願。根據當時記錄，對於其中一些關鍵問題，柳傳誌與調查人員之間的問答如下：關於“為什麼由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貸款500萬美元給呂譚平等人擴股，使他們得到好處？”
柳傳誌說：1.香港聯想原來有三家股東：北京聯想、香港導遠（呂譚平等人）、中國技術轉讓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當時，北京聯想和香港導遠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東和香港導遠是小股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