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人性當中更深沉的那些品格來說，楊元慶和柳傳誌有著更多的相似之處：外圓而內方，既謙和而又霸氣十足，認準了一個目標就會百折不撓。從公司的立場說，他是偏向楊元慶的；從個人感情方麵說，他是偏向郭為的。不過這一切柳傳誌在當時並不能徹底向外人道出，好幾年以後，他才更坦率地談論他和兩個年輕人的關係：淩誌軍：楊元慶看上去是個不善於跟老板拉關係的人。柳傳誌：對，他很內在。平時怎麼來套近乎，他真的不會。我隻在意他是不是對公司有用，隻要他對公司有利，就算他罵我，我還是得用他。淩誌軍：實際上在分拆之前，在個人的交往和感情上，你跟郭為更接近一點？柳傳誌：因為郭為以前是我身邊的人，我該批就批他，變好了就鼓勵鼓勵，就是那個勁頭。有幾次把他批哭了。他不服氣，哭著喊著跟我辯論，可是過兩天就又來承認自己錯了。所以是一邊罵，一邊增進感情。公司分拆的時候外麵都說我向著楊元慶，讓郭為受了委屈。實際上，我反而是在這幾年才跟楊元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才知道他心裏對人是很好的。柳傳誌有一次用孔雀和老虎來比喻企業的領袖人物：孔雀善於展示自己的美貌，以此影響別人心甘情願地跟著它走；老虎依靠自己內在的力量，威風凜凜震懾四方。他認為郭為是“孔雀型”，楊元慶是典型的“老虎型”。他對麵的那個人接著問他：“你呢？你是什麼型？”“一半孔雀，一半老虎。”
楊元慶和郭為
事情的第一步是按照典型的中國方式來解決的。柳傳誌希望把兩個年輕人撮合在一起。從公司業務的立場上考慮，郭為率領的“聯想科技”有3000人，占有公司30%的銷售額和20%的利潤；楊元慶統帥的“聯想電腦”有7000多人，承擔著公司70%的銷售額和80%的利潤。毫無疑問，聯想電腦是公司的主要業務。而那是楊元慶一招一式打出來的天下，他對電腦流程的熟悉程度也遠遠超過郭為。此外有一個不為人注意但卻更加重要的因素：楊元慶擅長於在漫長的歲月中隻做一件事，善始善終。而郭為善於在一年之中做很多事情，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出現在關鍵的地方，不是善始，就是善終。“咱們可以做一個試驗，”柳傳誌對楊元慶和郭為說，“楊元慶為主。郭為積極配合楊元慶，楊元慶好好對待郭為。”楊元慶和郭為雖說同為公司副總裁，可是過去幾乎從來沒有在一起工作過，在心理上也是競爭的感覺更多些，彼此都對合作毫無準備，現在總裁說要“試驗半年”，兩人嘴上答應，心裏別扭，很快便意識到無法在一起工作，公司業務中固有的衝突也日漸嚴重。楊元慶一心隻想把聯想微機賣得更好，而郭為扛著一大堆“最佳代理”的牌子，一心隻想做“代理”。這兩人後來回憶當時的分歧，各自都有一番表白。楊元慶說：“我們的自製品牌在公司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但是代理業務和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上你要是把代理做好，可能會影響自製品牌的業務。當然也有人的因素，比如柳總也說過，要讓我和郭為這兩塊都能比較自由地發揮。”
郭為說：“當時我確實遇到非常大的壓力，你既然有自己品牌的微機，人家為什麼還要讓你代理。比如我們跟惠普本來有非常好的合作，但是惠普後來把我們代理它的微機業務都取消了。聯想微機也是一樣。1996年和1997年，我們分公司銷售了40%的聯想微機。後來就不讓我們賣那麼多，到2000年徹底不讓我們做聯想微機了。”兩人各自為政，彼此都不開心，於是一同向柳傳誌訴說怨氣和委屈。柳傳誌早就預感這兩人合不來，現在事情到了這個程度，隻好承認還是“一山不容二虎”。他看過太多的人事糾葛，知道這種情形下即使勸和也是徒勞，還會導致公司業務出現難堪的局麵。他和董事會裏的其他成員想來想去，最後得出結論：“這兩人的摩擦是必然的，不是他們的品格太低—勾心鬥角，而是各自有著完全不同的目標，所以隻好分開。”兩位“少帥”的不能合作與他們各自代表的公司業務的衝突交織在一起，成為後來聯想分拆的真正原因。至於這兩種因素孰輕孰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論。
楊元慶認為是業務的因素多一些，郭為認為是人的因素多一些。朱立南則認為：“他們兩人同在一個屋簷下有困難，這是分拆的根本原因。”柳傳誌當時口口聲聲說，公司的分拆是“自身業務發展的需要，就像不久前惠普公司成立安捷倫公司一樣”。後來也承認那是說給股票市場聽的，“實際的原因還是打算讓楊元慶接班，又舍不得讓郭為走，所以才要另外搭出一個舞台。”
因為人的問題而將一家公司分拆，這在中國商業史上罕有成例，西方大公司的老板們聽了也會難以理解。當日柳傳誌下此決心之前曾請教高盛公司，結果遭到堅決反對。有個高級顧問驚訝地睜大眼睛說：“美國人要是知道你分拆的理由，會說你有毛病。”不僅顧問們反對，而且香港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也很難接受。
於是柳傳誌帶領朱立南來到香港，向高盛公司極力解釋聯想在業務方麵的衝突。人家聽了半天，仍舊認定從業務角度來說，分拆並非最好的選擇。“人家200億美元的公司都沒有分，你們20億美元就要分？”顧問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提出建議，“重整業務，選擇一個人來領導。至於另外一個，聽憑自然好了。”他們顯然是把聯想當成一家美國公司了。美國人永遠不會讓一個企業跟著一個人去變動，完全不能了解這種事情放在中國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批人的問題，甚至牽涉他手下的整個隊伍。正是因為這些理由，柳傳誌不會改變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