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問題不是陰謀
趙憶寧：您這次的中國之行可能會聽到“西方陰謀論”的聲音。目前中國有不少人從心裏認為“歐美利用氣候問題設局”，極少數主張“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的人被視為“上當”者。低碳經濟是發展的機遇還是“圈套”，您如何看？
斯特恩：我不代表任何組織，當然也不代表陰謀者。我不認為提出這種理論的人仔細研究和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毫不懷疑這是全世界麵臨的共同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是更大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在到達富裕國家之前，首先強烈地衝擊到發展中國家，這正是我對氣候變化感興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援助、減貧和促進經濟繁榮這些領域中度過的，到現在已經40年，而我認識到氣候變化正是對發展的一個極大威脅。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完全不是西方國家的陰謀。
中國如果不應對氣候變化，可能麵臨巨大的損失，同時我也認為中國擁有巨大的機會。因為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國將見證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經濟發展，將會有創新、新技術、大量投資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
我相信中國會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占據世界市場比大多數國家都占據優勢，中國的製造業占據的市場份額還會增長，隻要中國轉向這些市場。中國在國內、海外都將有巨大的現實機會，中國正在占據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術市場的有利位置。許多中國的專家都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我相信中國正在為抓住這些機會做準備。所謂西方“圈套”論在我看來，本
質就是對問題視而不見，這將會摧毀發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應對氣候變化，因為高碳增長的結果就是自我崩潰。
趙憶寧：不確定性是政策設計中的核心問題。《京都議定書》後，為達到議定書強加給發達國家企業極高的成本，迫使他們向海外大量轉移生產，原本旨在減少環境汙染，實際上卻從發展中國國家帶來更多的汙染。這是當初製定政策所沒有想到的“南轅北轍”效應。當我們製定對應氣候變化政策時，如何在整個市場或者全球經濟背景中考察政策的作用，而避免某些政策導致不想要或者不利的結果？碳稅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斯特恩：不確定性總是存在的。我的觀點是，由《京都議定書》的實施引起的汙染轉移事實上是非常小的。我還沒有見到任何證據說明碳排放引起的轉移很重要。世界生產格局的確發生了重大改變，但這和《京都議定書》沒有多大關係。有關係的因素比如中國製造業的興起，是長期變化因素。
關於阻止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碳稅如果沒有已經成為解決方案之一，也終將會成為解決方法之一。我認為，碳稅具有實際的價值，會起到重要的作用。這些也會包括價格因素，比如碳稅和與碳貿易相關的價格因素，所以這些市場機製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源自巨大的市場失靈。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減排政策， 我們需要調控，我們還需要新技術的支持—這些都需要在全球協議的範疇之內。
趙憶寧：《斯特恩報告》其結論基於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結論作出—地球變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如果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到2100年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1.4～6.4°C。有個問題您是否考慮過：萬一這些研究結果錯了怎麼辦？在形成共識的今天，我們已經聽不到少數能大膽公開地提出異議的溫室科學家的聲音了。這正常嗎？
期特恩：我無法理解那些現在還在質疑基本科學事實的人。早在19世紀末英國和瑞典科學家都已經證明溫室氣體在捕獲熱能和導致全球變暖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對這些定律提出異議就像對熱動力學和地球引力提出質疑一樣。每個人都有權說“熱動力學和地球引力錯了”，但他們會被認為很愚蠢。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強而有力，在這方麵不應該再有爭論了。溫室效應的大小，也已經有大量的證據了。
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確定地說出溫室效應到底有多大，但我們必須使用風險和概率的語言。80萬年前的冰核給出的溫度和二氧化碳的指示性指標強烈表明，在曆史長河中，我們現在的二氧化碳濃度和溫度有多高。
每個科學家都有話語權，每個非科學家同樣都有向科學家提問的權利。但這並不意味著做出愚蠢論斷的人們應該得到重視。而我們還是能聽到如此許多愚蠢的論斷，他們差不多都在試圖否認基本科學事實。從這個意義上看，他們又無話語權。
當下，我們需要關注新技術的研究，需要大大提高能效，最終獲得“零碳”的技術，需要研究把二氧化碳從空氣中提走的方法，這些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我們知道更多才能保護自己。在我看來，浪費時間證明已經充分了解的基本的科學關係和科學現象是十分愚蠢的，那些否認氣候變化存在或氣候變化重要性的人實在浪費人們的時間。
趙憶寧：最後一個問題，您是否可以告知在《斯特恩報告》出版後，相關學術討論和事實驗證方麵有了什麼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