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由中宣部借調到中南海毛澤東圖書管理小組工作的張貽玖後來說：“對於這部《二十四史》，毛澤東從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生命曆程結束時，無論在京還是外出，無論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當多的時間，鍥而不舍地攻讀不輟，幾乎全都通讀了一遍，重點史冊、篇章還兩遍、三遍、四遍地讀。”
《二十四史》裏，除了《史記》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質外，其他諸史均為官方組織或授意編撰的斷代史。諸史書有優勝之處，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不足之處。毛澤東怎麼看待這部史書呢？
據蘆荻在《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一文中回憶，晚年毛澤東曾說：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麼來了解曆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曆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
“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裏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裏，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麵常有雲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而每一部史書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係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如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受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被迫的結果，並把這次政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於是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後的宋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裏，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曆史的。”
毛澤東這段談話，道出了《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而推動曆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眾則很少反映或被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實，因此說“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為真；同時告誡我們，要想了解曆史，就必須好好去讀它，隻要用正確的態度分析批判並加以識別，就能“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他舉了正反兩麵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講的正是他自己讀史書的方法和角度。
基於這樣的觀點，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個突出的特點：他不僅認真地讀那些所謂“正麵”的材料，同時也認真地讀那些“反麵”的材料。在《二十四史》中，舉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傳記，像《新唐書》《舊唐書》裏的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傳，《宋史》裏的《奸臣傳》（秦檜、蔡京），《明史》裏的《奸臣傳》（胡惟庸、嚴嵩）等，他都在封麵上專門標出卷、冊、姓名，有的還在名字前麵畫了圈。他說，一要看看他們的奸法和壞法，二要和其他傳記參照看，弄清楚每項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責任和次要的責任，不能隻信一麵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