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麵臨兩大焦慮問題：現代化與民族性。舉凡憂國憂民之讀書人，其立言行事多在回應這兩大問題。
從曆史上看，林則徐、龔自珍、魏源、郭嵩燾、王韜、容閎、曾紀澤、吳汝綸、鄭觀應、黃遵憲、楊深秀、皮錫瑞、沈增植、林紓、廖平、嚴複、文廷式、楊銳、劉鶚、辜鴻銘、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徐錫麟、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鄒容、邵飄萍、陶行知、史量才、張伯苓、陳獨秀、張元濟、蔡元培、王寵惠、梁漱溟、胡適之、吳虞、梅光迪、傅斯年、唐君毅、張君勱、湯用彤、趙元任、陳寅恪……都屬於這一譜係的人物。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致思於不同的方向（政治的、倫理的、學術的、經濟的、儒學的等等），也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但究其實，是在回應現代化和民族性這兩大焦慮問題。
魯迅也屬於這一譜係。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期望現代化並堅守民族性，對傳統給予理性批判的同時又堅持同情理解。他們習慣於漢字正體字的書寫，沉吟三千年遺留的典章文明，繼承經世濟民的儒家思想和道義擔當，恪守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們是傳統士大夫向著近現代轉化的一批人，可以稱之為近代士大夫或現代士大夫。
魯迅就是現代士大夫。
魯迅對傳統的批判，令今人產生了錯覺（且不論其他），以為魯迅是“反傳統”的。其實，這是魯迅堅持士大夫“清議”精神，向著文化縱深展開理性批判的一種努力。明代的李贄也是如此。當我們眾口一詞，說李贄“反對儒學”如何如何的時候，隻要看看他的《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看看他在書中對大儒、真儒的讚譽，就可以知道，李贄所謂的“反儒”，其實是在“批儒”，是在批判腐儒和偽儒。對大儒、真儒，李贄是心存敬意的。魯迅“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但這“毒氣”和“鬼氣”所向，恒是傳統中的醜惡。對“中國的脊梁”，魯迅是心存敬意的。顯然，批判腐儒和偽儒並不就是反對儒學；儒學並不邏輯上等義於腐儒或偽儒。批判傳統中的醜惡並不就是反對傳統；傳統中的醜惡並不等義於傳統。要之，“批判”並不等義於“反對”。
常識如此淺顯，但卻經常遭遇遮蔽。半個多世紀來，人們在激進風潮的影響下，生成了一種奇怪思維：
仿佛批判什麼，就是反對什麼，就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這種非此即彼之奇怪的思維，迄今不絕。
我想說清這個淺顯的問題。
《論語·子張》記錄子夏的一句話說：“小人之過也必文。”朱熹《四書集注》說：“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我已經反複說過多次：可以將這類看法視為儒學正見。
“文過”，就是遮蔽錯誤與罪過。經常可以看到“文過”的“小人”，但這不過是個人的操行問題；“文過”者若是王公，就會影響到公共領域；若是一個民族共同體也來“文過”，就可能成為這個共同體的災難。傳統士大夫堅持在野立場，堅持“清議”，並不限於道德倫理畛域，它也同時指向政治哲學領域，向著君王公侯，給出了具有儒學特點的德治教化、政治監督和理性批判。近代士大夫更將“清議”精神介入到傳統批判中，如王夫之，如顧炎武，如黃宗羲。現代士大夫亦如是，如陳獨秀，如胡適之，如魯迅。如果將傳統視為一個有機體，魯迅乃是代民族自我批判的大賢。傳統中窳陋愚妄的一麵，一向少被人知，魯迅的“清議”，要做的就是將這些真相揭開給眾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