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魯迅和儒學的“清議”特點，我們可以引入卡爾·波普爾的“批判理性”說。卡爾·波普爾在他的自傳性著作《無盡的探索》中，對人類的“可錯性”研究直接源自“人可能犯錯誤”這一西賢古訓。赫爾穆特·科爾在為波普爾所做的《序》中，認為波普爾對未來的信念就是——“我們必須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國家在尊嚴與和平中共處的先決條件。”
波普爾這裏繼承了近代傳統中資產階級的優秀傳統。資產階級總是錯誤百出且往往罪惡深重，但在它跌跌撞撞的曆程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有趣現象：它總是由自身產生出來一個又一個自我批判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這些知識分子對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製度以及生活方式總是不遺餘力地批評甚至抗議。他們的言論不斷給當局製造著麻煩。如果可以將資產階級視為一個有機的社會係統，那麼這個係統自我審視和自我矯正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自我批判，就是一種審視與矯正。它的最大的綜合效益在於：知道自己錯在哪裏，並因此引起療救的注意，在整個共同體範圍內（而不是寄希望於一兩個領袖人物）尋找醫治的藥方。正是在批判聲中，民族共同體才有希望警悟到自己最應當注意或改進的是什麼。越是嚴厲的批判，越有希望免除這個共同體的沉淪或罪惡。
法國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亞在論及羅歇·馬丁·杜加爾的早期小說《變化》時評價道：“整本書是對正統資產階級的一次攻擊。看來，正統的資產階級是要相信自己那種倒黴的本事了，那就是培養本階級最有天賦的子弟來反對自己。”莫洛亞在論及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伉儷時又說：“他們與無產階級隔絕；他們的主觀思想又使他們與資產階級相對立。可是他們的作品的大部分讀者卻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喜歡自己被人打倒。”
“資產階級喜歡自己被人打倒”這一飽含深邃政治智能的奇妙原理，即使在現代社會，也是適用的。“資產階級喜歡自己被人打倒”的理論翻版就是“批判理性”，它構成了文明社會的顯豁前景。
“批判”，與“文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文明形態。現在可以看到，傳統儒學並不缺少“批判”精神。
《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載過一段對話，很有意味：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嚐有之矣。恒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無聞之矣。’”
子思此處所論，就是“清議”。“清議”於儒學、於傳統，大義極重。“清議”就是古典式“批判”，“批判”就是現代式“清議”。本土傳統，從孔子、子思、孟子、荀子到李贄、到魯迅，是不乏“清議”暨“批判”精神的。他們從不試圖“文過”。要之，無論傳統抑現代，“清議”暨“批判”，恒是知識分子之特色，一落“文過”言詮，便非知識分子。“清議”暨“批判”，是傳統士大夫也是現代士大夫大義所在。這樣就可以理解，從孔子到魯迅這一譜係中人，就是波普爾所讚譽、莫洛亞所表彰的那個人類譜係中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