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講：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天，我們也經常講與時俱進、時不我待、天時地利人和等等。這裏的“時”其實都是指“形勢”，即特定時期的特定形勢。許多事實證明：一個人、一個政黨，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能做成做好什麼、不能做成做好什麼，絕不是完全按照人的主觀願望去發展的。這裏的“做什麼”其實就是任務，就是特定時期的特定任務。隻有認清形勢特征，科學判斷形勢發展趨勢，並以此為基礎抓住機遇，製定和落實與形勢要求相適應的目標和任務，才能獲得成功。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加強黨的建設，不僅是伴隨黨的政治生命全過程的永恒課題，而且還有其必須遵循的內在的客觀規律。但是，在黨的不同曆史階段，黨的建設的內容、措施等又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究其原因就在於不同曆史階段的特定形勢和任務是不同的。分析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黨的建設的曆程、做法、經驗，也必須注重當時的形勢特征和任務要求。
一、黨在西柏坡時期麵臨的形勢特征
西柏坡時期，一般是指從1947年5月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委到達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移駐北平這一時期。這一時期雖然非常短暫，但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關鍵時期，是新中國的建立、新中國的建設以及執政黨建設的奠基階段。
1.內戰的全麵爆發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最緊迫和急切的要求就是和平。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力求中國能夠結束長年征戰，迎來一個和平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主張建立由各黨派參加，代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共同利益的聯合政府，以醫治戰爭創傷，實現民族獨立和民主共和，進行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由於其反動的政治立場所決定，消滅共產黨的野心不死，但一方麵迫於抗戰勝利後人民和平要求的強烈，另一方麵自身反共滅共的準備尚不充足，便於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電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署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由於蔣介石和談是假，準備內戰是真，所以重慶談判的過程，實際是邊談邊打的過程。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以193個旅、158萬兵力，向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麵進攻。由此，全麵內戰爆發。
全麵內戰爆發時，國民黨反動派擁有430萬軍隊，占領著全國絕大部分的地區，控製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大部分鐵路交通線及豐富的物質資源，而人民解放軍則隻有120萬，解放區人口隻有1億多。蔣介石自恃軍事和經濟方麵的優勢，且有美國的援助，狂妄地宣稱要在3至6個月內完全消滅“共軍”，妄圖把解放區一口吞掉，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在蔣介石的大舉進攻麵前，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奮起自衛，堅決回擊進犯之敵。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指出：隻有徹底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才能恢複國內和平。同時，要求全黨同誌要牢固樹立必勝信心，充分相信我們不但必須打敗國民黨，而且一定能夠打敗國民黨；要實行運動戰的作戰方法，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要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8月6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又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體現了我們黨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藐視敵人的辯證法，對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在黨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的有力指揮下，各戰區遵照中央軍委作戰方針，互相協同，主動尋機殲滅來犯之敵，特別是陳毅、粟裕領導的山東、華中部隊取得“七戰七捷”，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部隊野戰軍取得呂梁戰役的勝利，晉綏解放軍和晉察冀解放軍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東北民主聯軍舉行了三下江（鬆花江）南和四保臨江戰役的勝利等，大大地削弱了敵人進攻的勢頭。至1947年2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發動的全麵進攻即被粉碎。
國民黨軍隊在全麵進攻受挫的情況下，被迫從1947年3月開始對陝甘寧和山東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國民黨政府的戰略意圖是：壓迫華東解放軍至膠東狹窄地區而加以消滅，以解除對它的心髒地區南京、上海的威脅；攻占延安，打擊中共中央首腦機關，並消滅西北解放軍。1947年3月，國民黨集結34個旅25萬人的兵力，從南、西、北三麵圍攻陝甘寧解放區，其首要目標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並且揚言要在三天內占領延安。當時陝北地區的解放軍隻有2萬人，兵力不足敵人的1／10，形勢非常嚴重，延安十分危急。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這一方麵可以保存實力、發展勢力，另一方麵可以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正如毛主席說過：“存地失人，則人地兩失；存人失地，則人地得之。”陝北解放軍經過6天6夜“且戰且退”的艱苦阻擊戰，在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和群眾安全轉移後，於19日中共中央主動撤出延安。蔣介石則以傷亡5000人的代價換取延安一座空城，連解放軍的傷員都沒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