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柏坡時期黨麵臨著“四大轉變”
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正是黨和國家麵臨著一係列根本性曆史轉變的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大轉變”。周恩來曾經講到：“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此。”黃震將軍曾為西柏坡題詞：“新中國從這裏走來”。這裏的“最後”和“走來”，表明了西柏坡時期的曆史轉折性。
第一，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中國式的革命道路是以鄉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力量在城市十分雄厚，而在農村則比較薄弱。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而且隻能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建立農村根據地。至40年代初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在1944年6月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才第一次把準備奪取大城市問題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在1945年5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明確地把“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問題提到全黨麵前。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曆史進入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階段，國共兩黨的鬥爭主要就是爭奪城市。在西柏坡時期，隨著我們黨在解放戰爭中不斷勝利，特別是“三大戰役”的勝利，使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成為現實的緊迫問題。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鮮明地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否則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正是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時期，這標誌著中國曆史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第二，黨的任務由領導革命向領導國家建設的轉變。1840年以來，中國的戰爭連綿不斷，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到軍閥混戰，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壓迫和封建壓迫的鬥爭，一次又一次地被鎮壓下去。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從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先後經過20多年的浴血奮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完成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就是領導和依靠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完成中國的民主革命，建立一個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直到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的戰略反攻，特別是“三大戰役”取得勝利後，我們黨才完全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即革命勝利已成定局，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由此，黨的任務也就由戰爭年代的領導革命，轉變為和平建設時期領導國家建設。以這個重大轉折為分界，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破壞舊世界的任務即將完成，建設新世界的偉大征程即將開啟。這個重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轉變，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以更多的精力去謀劃如何領導國家建設以及國家的建設目標問題。所以，毛澤東在1948年的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上，特別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描繪了革命勝利後國家經濟建設的宏偉藍圖和目標任務，即要很快地學會生產建設，盡可能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工業國。
第三，黨在國家中的地位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中國共產黨是作為中外反動勢力的對立物、以推翻中外反動勢力在中國的反動統治為己任而成立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是一個革命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後，不僅本身需要有一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而且還要麵對來自中外反動勢力的嚴厲鎮壓，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環境十分險惡，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是一個堅強的革命黨。曆史的發展證明，中國共產黨無愧於“堅強”二字。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後，經曆了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戰爭。到20世紀40年代末的西柏坡時期，特別是到1948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到戰略反攻階段。“三大戰役”的勝利，使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敗，都已經成為必然的定局，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誕生在即。這就必然使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地位上升到執政地位，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