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尖銳對立。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周恩來說：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毛澤東的預言失靈。
奪權前的較量。陰謀家成了“勝利者”。
1967年1月6日，對周恩來來說，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繼日、徹夜難眠的一天。
從淩晨3時至6時，周恩來先後找江蘇省有關負責人和南京的學生、工人代表談話，解決南京問題。南京武鬥，打得不可開交，鐵路斷了，市內交通也斷了，市內的生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周恩來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西花廳，秘書又報：以部隊在京院校為主，加上清華大學“井岡山”等20個單位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明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判鬥爭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又趕緊找有關人員做工作，勸阻揪鬥賀龍。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為了揪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謊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傷送進了醫院，把王光美騙出了中南海，挾持到清華大學批鬥。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派秘書孫嶽等趕到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來為解決南京問題兩次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通電話。
晚7時半，周恩來約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幾位副總理談工作。
晚十時，再次接見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解決南京問題。
中途，文教係統的造反派衝中南海，要揪陶鑄，周恩來被迫中斷談話，趕往中南海西門勸阻、說服。
之後，又回來繼續與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談南京問題，直到第二天淩晨。
這就是周恩來一天的工作狀態。還僅僅是根據當時秘書記下的工作台曆，不排除還有沒能記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它的穩定與繁榮直接關係到全國的建設。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的倡導下，有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全國一盤棋，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密切關注上海的局勢。
1966年9月10日，還是在紅衛兵串聯剛剛開始時，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上，對即將去上海串聯的紅衛兵告誡說：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我國的建設，關係到我們的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全國建設的許多東西要靠上海供應，上海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生產任務很重。你們去上海串聯，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們派聶元梓到上海活動。聶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開叫囂：“上海市委是黑幫”，“打倒上海市委”。
對此，上海有關領導給周恩來反映了這一情況。周恩來給上海市委打電話，明確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說：上海有的人問我，是不是我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這話我確實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不革命的。不要濫用“黑幫”這個名字，否則，容易誤傷，容易擴大。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敵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來當著江青的麵再次表明了他對上海市委的看法。
這天，周恩來與江青一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問：總理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講話為盾牌，壓製革命。
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講過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聲。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頭頭召集會議，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並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9日，“工總司”成立，並宣稱：“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持“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工總司”以此為借口，次日淩晨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衝進上海火車站，強占列車。這列火車開出後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眾鬧事，臥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彙報。周恩來要中央文革小組（係“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編者注。下同）組長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竟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
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張春橋的這種處理，不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麵，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工礦企業，與周恩來一再強調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張春橋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亂上海，然後妄加罪名，徹底搞垮上海市委，奪取上海的黨政大權。
然而，一個安亭事件還遠遠沒有達到張春橋一夥搞亂上海的目的。因此，張春橋又親自策劃、製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黨團員、勞動生產模範為基礎組成的，擁護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強烈不滿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一萬餘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擁有幾十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於壓力，不得不撤銷了“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承諾。張春橋得到“赤衛隊”到康平路的消息後，詭計爬上心頭。他連夜打電話給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衛隊”要抄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須有罪名，由王洪文調來十幾萬造反隊員於12月30日淩晨對康平路的“赤衛隊”發起衝擊。製造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關於這次武鬥的情況，“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有這樣的記載：
“30日淩晨2時左右，工人造反派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6點多鍾，康平路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7點鍾，近20000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6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6大堆。這天共有91人受傷送醫院治療。”
12月31日，“工總司”發布特急令，要所屬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
康平路事件後，上海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赤衛隊”是一個有數十萬工人的群眾組織，其中不乏一些生產勞動模範和大量的老工人。他們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京上訪。上海鐵路局調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幾個人是“赤衛隊”員。這樣就造成生產無人指揮、鐵路交通中斷的混亂局麵。據統計，從30日淩晨到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5000多旅客滯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於途中；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不能進入上海站而阻於途中，貨物積壓數萬噸。
麵對上海這種混亂的局勢，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盡力把局麵穩定下來。
1967年的第一天淩晨，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
電話幾經周折，追到了上海北站的鐵路公安局內，找到了正在那裏處理問題的陳丕顯。
“丕顯同誌嗎？你好嗎？”周恩來日夜找群眾組織談話，聲音有點沙啞。
“總理，我還好。你還好嗎？”陳丕顯一下子就聽出了周恩來熟悉的聲音，顯得有點激動。
“我還好，就是睡覺太少了。丕顯同誌，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我早就說過了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總理，我現在已在鐵路局，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陳丕顯深受鼓舞。
陳丕顯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采取了一些措施，穩定上海局勢。
然而，此時的周恩來萬萬沒想到，一夥陰謀家在上海策劃更大的動作。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擺著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賢和“工總司”的幾個造反派頭頭談話，策劃奪權。
同日，上海《文彙報》奪權。
次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
張春橋1月5日在“工總司”造反派頭頭會議上鼓動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導演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揪鬥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幾百名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發出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說：“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站”，全麵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的領導權。
在對待上海市委和處理上海局勢的態度上，周恩來與張春橋一夥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這次較量中，張春橋一夥成了“勝利者”。
1月8日，人民大會堂118室。毛澤東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肯定了上海的奪權活動。
散會後，周恩來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著新的對策。
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
同日，《紅旗》雜誌發表王力、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同日轉載。文章提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文章還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隻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文章說的“奪權”包括奪黨權、政權、財權、文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麵奪權。
此後，全國範圍的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卷而來。
周恩來據理力爭：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領導權不能奪。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對於這場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周恩來本來是不讚同的。這從前麵他在對待上海問題上同張春橋一夥的分歧與較量就可以看出。
無奈，毛澤東支持奪權。
對於這場奪權運動，周恩來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紅旗》雜誌號召全國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事先也沒給周恩來閱看。周恩來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說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麵。搞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恐怕也要算是周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奪權運動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洶湧而來，擋是擋不住的，也不可能擋住。
周恩來說：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因此，周恩來挺身而出，迎接這股洶湧而來的浪潮，並設法駕馭它。
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支持奪權並不是像中央文革一夥所要求的那樣。但中央文革一夥又利用毛澤東支持奪權來實現他們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奪取黨和國家更多領導權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方麵表示支持奪權，但同時又強調：奪權，隻是奪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業務權、黨委領導權不能奪。而且明確規定了有些部門不能奪權。
而中央文革一夥則主張全麵奪權，奪一切領導權。
對待在奪權中的“當權派”，周恩來認為要一分為二的分析，而且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好的，不能一概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幹部有“錯誤”，要打倒一下，也應當是“燒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夥卻希望把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燒而焦”，要置於死地。
這就是在奪權狂潮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夥所持態度的本質區別，也是鬥爭的焦點。
還在奪權狂潮初始，周恩來在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的奪權不要搞得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
周恩來這是從維係國計民生的工作角度對奪權提出了某些限製。
毛澤東表示讚同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說，對當權派，對領導幹部要有分析。絕大多數是犯個別性、一般性的錯誤。犯嚴重錯誤要撤職查辦的極少。即使是要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讓隻睡覺、掃大街。這樣左派隊伍才能擴大，工作才能搞得好。這並不妨礙他們抓大事，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