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對待幹部不能隻用一種辦法，要有5種辦法。一是全部改組，二是監督留用，三是停職留用，四是撤職留用，五是撤職查辦。第五種要極少。
之後，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同意奪權不能影響工作的意思，提出：對中央各部可以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還是監督為好。
毛澤東也同意了。
因此，在與各群眾組織代表的日夜談話中，周恩來反複向他們闡明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石油係統職工造反聯絡總站和北京石油學院的代表時說：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周恩來不讚成奪生產業務的領導權，固然是怕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但也包含了他保護幹部的良苦用意。因為生產業務權不能奪，就意味著一大批幹部還必須在領導崗位上。
因此，周恩來特意對在場的康世恩等人說：生產還是你們管。生產任務出了問題，我還是找你們。
1月18日，周恩來與江青等參加“左派”學生、機關幹部“文化大革命”形勢座談會。
周恩來說：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然而，江青卻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1月21日，周恩來接見二機部造反派代表和該部的副部長。他對副部長們說：奪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對生產、財政隻能行使監督權。
你們要好好工作，不能鬆懈。
周恩來又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對領導幹部不能揪來揪去。
1月22日，周恩來在全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有些單位不能采取奪權的形式，如軍隊、戰備工作部門等。
1月25日，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重申：你們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於業務主要是監督權。不能把“長”字號的領導幹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長”字號的，保證業務暢通。
有代表提出：要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來火了，批評說：你們怎麼對印這麼關心？你們以為有印我就能批準你們嗎？你們奪了牌子有什麼用？牌子可以當柴燒。你們怎麼把奪權看得這麼簡單呢？要抓政治嘛。奪權是件嚴肅的事情。你們可能說，我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口徑不一致，你們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沒有關係，我不會計較這一點。
外貿學院的一名學生提出《前進報》（注：當時的紅衛兵小報）出報沒有紙張，要求進口一點紙。
周恩來說：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一點東西、一百元錢都沒批過。
周恩來還告誡說：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隨便把那些部長揪走，這不是我們提倡的辦法。現在抓人成風，遊街，好像這樣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
商業部的一名代表說：部長們現在都靠邊站了。
周恩來說：你們不能都讓他們靠邊站嘛！
一同學說：政治上靠邊站。
周恩來說：政治上也要給他們改造的機會嘛！政治上也得讓他們學習嘛。我問你們，我把一切的文件交給你去搞，你行嗎？我講過多次：你們隻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拿過來，不能抓業務權。葉季壯的問題，你們說他是和黑幫有關係，我現在還沒有發現。
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要有最高領導，總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嘛！
周恩來又批評造反派把部長們揪來揪去，說：餘秋裏進行了6次檢討，心髒病發了，至今還沒恢複，你們總要有一點階級感情嘛！餘秋裏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大慶油田建設他有功；這兩年計劃，他把三線建設抓出來了，這些成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這不是為餘秋裏辯護，他是經過長期的考驗，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身上的傷疤就是證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種人。我說過，餘秋裏是部長級裏的標兵。主席講過幾次，餘秋裏要保。
一個造反派代表從下麵遞上一張條子問周恩來：中央保餘秋裏，還能不能奪權？
周恩來說：這是兩回事。哪一個機關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是連鎖反應。不能把所有當權派都看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你們想一想，如果全國的黨政領導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哪還有一小撮？還有什麼區別對待？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講不過去嘛！
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當場下令逮捕。周恩來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來幾乎每天都在和群眾組織談奪權問題。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不能奪生產業務權，不能奪黨委的領導權，不能把所有領導幹部都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但是，有些單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當時，財政部的一名副部長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奪財政部大權，要解散財政部黨組。
2月17日淩晨2時，國務院新禮堂，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也到場。
在這次被接見的代表名單中，本來沒有那位與造反派一起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和×××副司長。但是，這兩個人卻混水摸魚，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見會場。
周恩來叫聯絡員和先念同誌的秘書要他們兩個退出會場。
這兩個人拒絕離開會場。一些造反派還起哄，圍攻聯絡員和李先念副總理的秘書，並聲稱：如果要×××、×××離開會場，他們就全部退席。
一向善於克製的周恩來實在忍無可忍。他聲色俱厲地說：今天，我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來談話，沒有請各部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參加會議。我嚴守這次規定。因此，×××不能參加這次會議，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來開這個會，你不執行最高指示嗎？
群眾高喊：×××出去！
但這兩個人置若罔聞，像沒聽見一樣。
周恩來離開座位，來到這兩個人麵前，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長：×××，我再次命令你，馬上退出會場。
×××低著頭，不敢正視周恩來。
周恩來大聲說：解放軍同誌，把他逮捕起來！
在場的警衛戰士當場把這位副部長逮捕了。少數原來跟著起哄的造反派被這種氣勢鎮住了。
周恩來回到座位。說：×××他是來奪取無產階級財政大權的，受蒙蔽的同誌要覺悟過來。我二月七日就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我叫先念同誌去傳達的。但×××竟說，總理的指示我懷疑，按實際情況財政部奪權應該奪，奪得對，為什麼不能奪？我一個總理代表中央作出的決定，他作為副部長竟這樣對抗，拒不執行，這樣做行嗎？我忍耐了很久。我們信任先念同誌，才把財政大權交給先念，讓他兼財政部長。而×××卻玩弄手法，欺騙黨中央，欺騙國務院，欺騙群眾，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吳波（按：吳波當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如何如何，奪財政部的財政大權。財政部的奪權中央沒有批準，不能承認！
接下來，周恩來與造反派的談話突出地強調了3點：
第一，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的業務大權不能奪。
周恩來批評財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幾次座談會上都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你們卻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長），認為他能夠幫你們奪權！財政部是代表中央執行財政權的，你們奪財政大權就是奪黨中央、毛主席的權。你們這樣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黨權、政權、軍權都是大權，政權裏有財政權等，這些權不能奪。對中央各部門，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隻能是監督，不能超過這個界限。業務大權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權怎麼能奪呢？政府大權如外交、財政、公安、國防、經濟大權怎麼能奪？難道奪權能奪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數，我們要一個一個地審查。
第二，奪權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各部取消黨組的要恢複，黨組還要行使職權。
周恩來說：各部黨組要恢複。黨組可以由群眾宣布解散嗎？財政部黨組要恢複，掌握財政部黨組大權的，還是先念，部長還是先念兼。商業部黨組也要恢複，黨組書記還是姚依林，你們的通緝令（按：指造反派發的對姚依林的通緝令）要撤銷。其實無所謂恢複黨組，我們本來就沒有取消黨組。總之，黨組還要行使職權，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黨組取消的必須恢複。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幹部，對老幹部不能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周恩來指出：奪權的目標就是奪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席在《紅旗》第3期社論中加上，不是所有的當權派都靠邊站，犯了錯誤，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話，就是把奪權目標擴大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
因為這樣一擴大，黑手就來了，所以現在不提“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了。能不能說中央各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不能。對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但隻要不是堅持不改，還要允許他們改過，將功折罪。我說過：“撤職留用，限期觀察，將功折罪，以觀後效”。這是我黨的傳統的幹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麼能把老幹部統統撤掉呢？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老幹部都打倒，我們都靠邊站，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你們，你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讓你們這樣做，我就要犯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不能這樣無休止的搞下去了。對外經委的方毅同誌入過獄，中央審查過沒有問題，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鬥了一個多月，對幹部一鬥就是幾十天，張霖之死了，他被捕過，煤炭部造反派、礦業學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鬥了四十多天，他是怎麼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你們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抓走，這樣搞怎麼行？必須把抓走的人交出來。我們感到，你們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領導幹部，幾十年的戰友，你們不感到我感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主席一向反對。現在這樣的鬥爭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並把照片登報紙、傳單，給外國記者。
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1月18日淩晨3時到7時，周恩來又接見財貿口各部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重申了上述三條。
他說：現在進入奪權，來勢之猛，不像我們主觀想像的那樣。不要說你們對運動有時不理解，就是我們在主席身邊緊學、緊改、緊跟、緊趕，還趕不上。我們號召造反派奪權，我們也做過一些規定，如對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盡管這樣，奪權還是發生了偏差。我們要幫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糾正，這是有利於奪權，不是潑冷水。因為他們奪權超過了業務監督的界限。造反派隻能監督業務，不能超過這一界限，中央的大權，如黨的領導權，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怎麼能奪？政府的大權，財經、公安、外交、國防這些大權怎麼能奪呢？
周恩來還說：國防工辦不能奪權，也不能監督。財政大權不僅不能奪，全部監督也不行。商業部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鬥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們（指造反派）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要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奪權，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長、司局長，還要轉告所有的處長、科長，都要振作精神，要敢於創立工作條件，勇於負責任。
奪權出了偏差，周恩來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開會，糾正奪權中的偏差。
2月18日晚，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聶榮臻等在座。
周恩來問二機部的代表：你們現在對部的業務還是監督嗎？
二機部代表說：業務監督，黨委靠邊站。
周恩來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聲音也高了：“你們沒有報告中央啊！中央沒有叫你們監督黨委的領導權。同誌們，你們簡直沒邊了！你們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這麼個造法啊！部黨委上麵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
二機部代表有點心虛：“黨委刁難我們，弄得我們很被動。”
周恩來說：你們不要頭腦發熱。我們允許你們奪權，但是有限定的範圍。中央各部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業務權屬於國務院，中央各部委直屬黨中央。說到這裏，周恩來舉了操縱造反派奪財政部大權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長為例子，警告造反派：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宣傳等大權屬於中央，你們不能奪。今天我給你們談，明天或後天我要召集國防工業各部部長、司局長開會，除黨中央宣布停職反省的外，一個也不能扣留。先給你們打個招呼，否則，你們就要犯錯誤。總還要中央領導吧。
同日，周恩來還閱改了《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
社論強調：對幹部隊伍，要有正確的基本的估計。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鑽進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隻是一小撮。在奪權鬥爭中，必須從這樣一個正確的估計出發去對待幹部。必須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犯有錯誤的幹部，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們絕不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鑽進幹部隊伍裏來的階級異已分子估計得過多。如果錯誤地擴大打擊麵，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廣大的幹部，也是敵我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半年多來，一些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隻要是當權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賴的，應當一律打倒。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實的。對當權派，不作階級分析，一切懷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17年來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17年的偉大成就。
社論還強調：革命幹部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而且他們能夠成為當前奪權鬥爭中的領導力量。現在，必須有大批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核心領導，才能完成擺在我們麵前的新的戰鬥任務。經驗證明，這些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核心領導，他們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就能比較順利地進行奪權鬥爭，就能比較快地把權真正掌起來。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領導幹部，就不能建立強有力的核心領導，就會形成群龍無首，各自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