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聯、大奪權、大武鬥，鐵路交通劫難四起，經濟命脈危如累卵。周恩來鐵腕決策，野戰軍開到了鐵路邊。
“總管家”的憂慮與心血：“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猶如潘多拉把打開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國大地，瘋狂、嫉妒、窩裏鬥等人類所有的劣根性都傾巢而出，肆虐著中國內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撥得人們神誌不清，上躥下跳，狂呼亂喊，胡砸亂打……
1967年3月18日，兩份報告幾乎是同時送到了周恩來的案頭。
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派別眾多，一個局就有200多個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調度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台機車開不出去。按常規，每天必須運出5000多個車皮，而目前每天隻能運1700多個車皮。局樞紐站三間房有時一天竟滯留車皮1000多個，使列車無法進站。
大興安嶺林場30多萬立方米木材積壓待運。還有人強調要打破框框，砸爛規章製度，致使局內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發生行車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惡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損失之重，是該局曆史上所罕見。
來自江蘇省的報告反映：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的奪權沒有搞好大聯合、三結合。奪權之後，交通運輸部門指揮不靈，車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資堆積如山，運不出去。有人說，奪權後革命不像革命，生產不像生產。
看罷報告，周恩來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陣陣說不出滋味的難受。
狂熱，使人迷失了理性，泯滅了良知。為了所謂的“革命”、“造反”，他們可以自己切斷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生命線——鐵路交通。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建設的“總管家”，周恩來非常清楚鐵路交通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別的姑且不說，單就當時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這兩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業發展要靠南方省區的糧食來支撐，南方的工業建設要靠北方的煤炭來保證。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主要通過鐵路，僅南糧北調一項，每年就達100億斤，1965年達120億斤。
如果南北鐵路交通一旦中斷，整個國民經濟也將隨之癱瘓。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這樣每天要靠從外地調運大量的生活、生產物資的大城市，中斷一天的鐵路交通會是個什麼樣子？！
正因為如此，“文化大革命”開始近一年來，周恩來在維係鐵路交通方麵沒少費心血。
1966年8月開始的“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紅衛兵大串聯，給我國運力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鐵路交通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據不完全統計，8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聯的外地學生就達212．4萬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運輸設施遭到破壞。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一方麵，大串聯是毛澤東支持和讚成的，周恩來難以反對；另一方麵，麵對大串聯對鐵路交通的衝擊，周恩來又不能不采取一些製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對紅衛兵運動進行限製的兩個文件，強調要把鐵路交通部門和重要站段當作“要害部門”加以堅決保護。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對。
在欲以正式文件對運動進行限製、匡正的努力受挫後，周恩來找到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編製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說：“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聯與生產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後，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力，以應付學生串聯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決定10月份再放手讓學生串聯一個月，再鬧幾個回合，要求鐵路運輸部門按進出北京的學生各150萬至170萬人的計劃安排運輸力量。鐵路部門非常為難。負責工交口的穀牧找到周恩來叫苦：“總理，上海等地都來電話告急，說交通運輸情況非常緊張，進出北京各150萬人很難安排。”
周恩來又何嚐不知道鐵路運輸部門的難處？他對穀牧說：“你可以搞上、中、下三個方案，把每個方案的安排辦法和困難都寫出來，由我報常委討論決定。”
少頃，周恩來又深為憂慮地說：“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為了減緩大串聯給鐵路運輸帶來的混亂和壓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來又接連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的緊急通知》和《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的通知》兩個文件，要求鐵路部門迅速恢複正常運輸秩序，全國各地的學生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聯，以保證必要的生產物資的運輸。
然而，就在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製止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時，中央文革一夥卻在背後煽風點火，把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推向巔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操縱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車站強行臥軌攔車，製造了京滬線交通大動脈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憤慨。他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絕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卻置周恩來的電告不顧，背著上海市委，擅自承認王洪文等人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工總司”是合法組織。
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開了全國衝擊鐵路、中斷運輸的惡例。
12月30日，張春橋、王洪文等又在上海製造了全國的第一場大武鬥——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鐵路交通更趨混亂。從30日淩晨至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阻於途中，不能進入上海站。一個星期之後，又是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劃下，上海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
如果說，紅衛兵大串聯的狂潮僅僅給鐵路交通帶來影響，那麼，隨著1967年1月上海奪權而波及全國的奪權惡浪迭起，全國的鐵路交通就近於癱瘓。鐵路運輸生產出現了十年動亂期間的第一次全麵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門一樣，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的大批領導幹部在甚囂塵上的“奪權”聲中被揪鬥，鐵道部長呂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級領導機構相繼陷於癱瘓和半癱瘓；各鐵路站段的職工或分裂成兩大派，派性武鬥不止，或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許多鐵路站段的工作陷於停頓；保證鐵路運輸生產正常進行的各種規章製度，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管、卡、壓”，有的被砸爛，有的無法執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處於無政府狀態。全國鐵路幹線不時出現中斷，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連保證國民經濟最低限度的運行都難以實現。
在這一片內亂的汪洋中，周恩來竭盡全力，進行了一般人所難以想像、難以承受的抗爭。他除了處理其他黨政大事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晚上找有關同誌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就打電話到哪個地方去追問，並頻頻找群眾組織代表談話，苦口婆心地進行批評、勸說和教育，不分晝夜……
——1月2日，上海、蚌埠發生鐵路交通中斷事故。周恩來召集全國鐵路係統20餘個單位的在京代表談話，嚴厲告誡：“鐵路交通絕不能癱瘓，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國際影響也不好。”
有代表問：“保證鐵路暢通是不是政治掛帥？有人說，保證鐵路暢通是單純的業務觀點。”
周恩來說：“停車不隻是對市委，是對國家、對毛主席。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不是革命行動，保證鐵路暢通也不能說是單純的業務觀點，業務裏頭有政治。”最後，周恩來要求鐵路係統各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聯絡委員會，寫個呼籲書，維護鐵路交通。
——1月6日、7日，為解決南京兩派武鬥導致的鐵路交通中斷問題，周恩來兩次接見南京群眾組織赴京代表，說：交通問題關係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夠了，碼頭停了十幾條船。現在的問題首先是恢複交通，這是最關緊要的。交通問題我最擔心。挑起雙方武鬥的人要法辦。
——1月10日淩晨，周恩來把來自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禮堂，就恢複鐵路交通秩序和他們談話。周恩來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1月27日晚11時至次日淩晨7時，整整8個小時，周恩來在中南海會議廳接見鐵路係統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了鐵道部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責令鐵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鍾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交通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在周恩來的責令下，兩天後，鐵道部機關和直屬單位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推選出14人，組成了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
——2月1日，中南海小禮堂。周恩來和鐵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談話，對他們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提出嚴正批評：“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對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7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一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7億人民重要？奪權，首先要在腦子裏奪‘私’字權。”
……
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從1967年1月奪權到2月初，短短的20多天時間裏，周恩來為解決鐵路交通問題找鐵路係統群眾組織代表談話就達7次之多。
還不包括同鐵路係統外的群眾組織代表談鐵路問題。
周恩來提出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難，鐵路軍管一拖再拖。關鍵時刻，毛澤東給了周恩來一把“尚方寶劍”。
在舉國上下全麵內亂的情況下，周恩來對造反派及群眾組織的呼籲、教育、批評、警告難免杯水車薪。
從1966年底到1967年初，周恩來費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國鐵路係統的各路代表聚攏到一起，成立一個鐵路係統的聯絡總站，來維護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
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看來，要製止鐵路交通狀況的進一步惡化，扭轉混亂的局麵，必須對鐵路交通實行全麵軍管。”周恩來決心已定，當即將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送毛澤東。
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3月19日，毛澤東在齊齊哈爾的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複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對的。
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立即組織有關人員擬出了一個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會議室。周恩來召集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有關負責人及群眾組織代表開會，李先念、穀牧、餘秋裏等也到會。會上，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的批示，並指出：“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麵軍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產搞好。鐵路、輪船、交通、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穀牧同誌負責。”
有群眾組織代表問周恩來：“有人說，李富春、李先念、穀牧、餘秋裏是劉、鄧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
周恩來回答說：“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帶他們來嗎！”
然而，周恩來組織擬出的這個軍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夥的刁難。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個文件時，他們挑剔說：對軍管後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也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由於中央文革一夥的幹擾，對鐵路、交通、郵電的軍管一拖再拖。鐵路、交通的混亂勢態繼續惡化。
5月31日，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轉來的幾份鐵路運輸簡報擺到了西花廳周恩來寬大的辦公桌上。
簡報說：據鐵道部業務監督小組報告，最近幾天，各地由於兩派武鬥和糾紛，幾條主要鐵路幹線連續發生行車中斷情況。目前，京廣、津浦、隴海、浙贛四條主要幹線處於癱瘓狀態，情況如下：
（一）徐州地區兩派武鬥，至28日早6時，徐州火車站的作業處於癱瘓狀態，徐州分局管內隴海、津浦沿線滯留列車達33列，濟南分局滯留22列。30日，徐州火車站兩派武鬥，一台機車被炸毀，調度室被砸，從晚上7時起，車站完全停止作業，滯留貨車34列，客車運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鬥還在繼續，機務段內20多台機車被炸，一部分鐵軌被扒掉，整個徐州機務段隻剩下一個副段長和一個運轉主任，津浦、隴海兩幹線運輸中斷。截至31日早上6時，在津浦線上滯留貨車68列，客車16列。津浦線濟南至蚌埠、隴海線商丘至連雲港的鐵路交通全部癱瘓。
（二）駐浙江金華的南京軍區的某軍急電：金華地區兩派武鬥，鐵路設備被破壞，金華火車站的大批工作人員被劫往杭州，車站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自28日起，浙贛線交通完全中斷。到31日，浙贛沿線滯留列車100餘列，交通至今尚未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