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感慨地說：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現在是倒過來了，軍隊碰到秀才，有理也說不清。
1967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慶祝日。
然而，40年前的這一天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打響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的周恩來，卻全然沒有節日的喜悅和興奮，眉宇間凝聚著一股深深的憂慮與憤怒。
從一早開始，大街小巷，各種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
“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這篇社論是關鋒起草，王力審閱，陳伯達簽發的，中心思想就是“揪軍內一小撮”。
對周恩來來說，“揪軍內一小撮”，聲聲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來頭和用意。這是林彪、江青一夥借武漢七二○事件為進一步打倒更多的軍隊幹部、篡奪更多的“槍杆子”領導權而發起的新一輪衝鋒。
實際上，“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夥蓄謀已久的陰謀，也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這個問題，周恩來和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們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鬥爭形式表現為時進時退。
江青經常哼哼著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林彪下令起草軍委《緊急指示》。周恩來說：《緊急指示》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後，軍隊怎麼辦？周恩來和老帥們及軍隊中的大多數幹部的想法基本一樣，就是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軍隊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
為此，周恩來全力支持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的劉誌堅製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有關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十六條》時，周恩來支持劉誌堅的建議，堅持在十五條以外加上一條：“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規定和限製，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滿。
篡國必先篡軍。
掌握了一部分“槍杆子”的林彪，深知軍中有許多人對他不服，他要把反對他的、他認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讓軍隊全部聽他的，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林彪說：“要學蔣介石，把一國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個國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之流，筆杆子還行，缺的就是“槍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著京劇《擊鼓罵曹》中的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
要篡軍必先亂軍，在亂中打倒一批軍隊老幹部，在亂中奪權。
因此，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林彪說：林副主席，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與地方做法不一樣，軍隊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製太多。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運動。
林彪點了點頭，當時沒有說什麼。從天安門城樓下來後，林彪即下命令給“全軍文革”，說要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樣的搞法。
這樣，“全軍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來後，林彪看了很不滿意。因為稿子的基本精神還是強調要堅持黨委的領導。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江青、康生、陳伯達看後，認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們對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後加上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
10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稱：根據林彪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則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說《緊急指示》適用於一切單位。
自此，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災難開始了。
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說：軍委《緊急指示》起到了動員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軍隊院校的學生四處串聯，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揪到國防部大樓前。
成都軍區副參謀長被揪到北京來了。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連續衝擊國防部大院，並衝入大樓要揪曾任過該校工作組組長的國防部辦公廳副主任路揚。
……
當周恩來得知紅衛兵衝國防部大院後，當即指示有關方麵把國防部列為重點警衛部門，加強警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外麵的人衝進去。
同時，周恩來還兩次接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八八團”代表，對他們衝擊國防部大院、揪鬥路揚提出嚴厲批評，說：國防科委、國家科委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成績是主要的，原子彈都上了天。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來勸阻學生不要衝國防部時，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來到學生中間。
“軍隊的將軍們不敢到你們中間來，不敢來這裏，他們怕群眾。我就不怕，到你們這裏來了。”陳伯達一口難聽的福建官話還振振有詞。他還寫了一張要求軍隊首長接見的條子交給學生，說：“出了問題，唯我陳伯達是問。”
陳伯達此舉，實際上是給軍隊院校的群眾組織開了一張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內老帥和各總部、軍兵種首長的“許可證”。
有了中央文革這把“大紅傘”做後盾，造反派更是有恃無恐。
11月8日淩晨，發生了更大規模地衝擊國防部大樓的事件。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600多名學生衝入國防部辦公樓，要揪總參的兩位副總參謀長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電訊工程學院講了一次話，對學院黨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評價。
當時，遵照周恩來加強國防部警衛力量的指示，警衛國防部的戰士有兩個營，力量已經很強了。盡管警衛戰士們手挽手肩並肩地裏裏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牆，擋住不讓學生往裏衝，但戰士們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這“四不”規定的約束下也已是無可奈何。這些學生打傷警衛戰士、擊碎門窗玻璃，找來一塊塊長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們的頭上，踩著木板跳進了國防部大院。
周恩來是在快要吃午飯的時候得知學生衝入國防部大樓的消息的。他當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葉劍英、肖華、劉誌堅開會，並要中央文革小組也派人參加，研究如何處理。但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對周恩來的通知置若罔聞。
周恩來同葉劍英等開會議出了5條處理意見。大意是重申國防部是重點保護目標，是不允許衝擊的；所有衝入國防部大院的學生應立即退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學生們有什麼問題，可以派代表協商解決；衝進大院的學生要寫出書麵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這樣的錯誤。
陳伯達、張春橋等又耍了一個花招。就在周恩來正召集會議時，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學生就撤出了國防部大院。對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訴周恩來一聲。
3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6次接見紅衛兵。劉誌堅不滿地對張春橋說：“軍隊院校學生衝國防部，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派戚本禹去叫學生撤出了，對總理也不告訴一聲。總理還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件事開會，一直開到晚上8點，晚飯都沒有吃。”
張春橋回去就向江青告狀。
中央文革指責軍隊老帥接見紅衛兵“是鎮壓”。造反派要揪出陳毅、葉劍英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示眾。周恩來嚴厲批評：把陳毅、葉劍英當成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指錯了方向。
鑒於軍隊院校的紅衛兵來京串聯人數越積越多，而他們又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不見不走的情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建議，準備召開一次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大會，請周恩來、陶鑄和幾位老帥接見一下，講講話。這一來是為了讓這些學生早點回到原單位去，二是強調一下軍隊不能亂，講一講政策。周恩來表示同意並答應出席接見。
11月13日，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周恩來、陶鑄和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10萬餘人。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率幾位老帥和各總部的負責人繞場一周同廣大師生見麵後，提前退場去忙別的事去了。
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4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講話，批評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極左做法，強調軍隊不能亂。
陳毅說：今天來體育場，是要潑潑冷水。潑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時候有的同誌頭腦很熱，太熱了，給他一條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處。我們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誌，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麼“逐步升級”，似乎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幾個校長、處長、副處長不過癮，搞倒幾個部長也不過癮，還要升級。我奉勸大家不要犯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
徐向前說：我們的陸、海、空軍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不容有絲毫的鬆懈。
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著，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些人，有的幹部心髒病都發了，還要抓人家去鬥，還不讓人家休息。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11月29日，還是在工人體育場，周恩來和幾位老帥及軍隊各總部負責人再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的師生。周恩來繞場一周和大家見麵後提前退場。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又一次對搞亂軍隊的種種極左的做法進行尖銳的抨擊。
陳毅說：我上次的講話（指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對準一些人的。我是一個“保守派”。現在我非常擔心，主要是目標不明。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統統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黑幫就都是黑幫。這樣，打擊麵太寬、太大，等於否定毛主席的領導，否定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否定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葉劍英說：有一些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嗎？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
幾位老帥的講話擲地有聲，痛快淋漓。一些老同誌聽了更是覺得解氣，但卻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強烈反對。
江青氣急敗壞地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要反擊，反擊！”她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他們講的不對，是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是對文化大革命橫加指責，品頭論足。他們要向你們當麵認錯。”關鋒也狂妄地指責陳毅、葉劍英等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貼出了大標語，指責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陳毅、葉劍英的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支持慫恿下，40多所軍事院校部分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並發出通知，定於1967年1月5日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接受教育”。
周恩來得知軍隊院校學生要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陳毅、葉劍英的消息後，在3日、4日兩天內三次同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批判大會。
周恩來先是耐心細致地聽取造反派代表彙報，並說：這兩天聽了你們很好的意見，對我也是學習。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做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工作的方法和經驗，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經常對下麵的幹部說，要善於做紅衛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對立，一對立，什麼都談不攏。他還常說：對紅衛兵做工作，我個人的經驗，有4條：一是敢於挺身而出，跟他們接觸；二是熱情支持他們；三是先當學生，才能當先生，灌輸式的沒有不碰釘子的；四是站穩立場，解釋政策，堅持原則，不能什麼都讓。
然後，周恩來轉入正題，說：誰是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你們看是陳毅、葉劍英，但從全黨、全國的鬥爭來看，他們不是。必須全麵看問題，我們承認他們兩人的講話中有錯誤，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性質不是犯方向路線性錯誤，把他們作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把矛頭指向他們兩位，是不恰當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十六條》講了嘛，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不一定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周恩來又說：明天的大會，我們不讚成。這樣的會不宜開，因為對全軍不利，矛頭攻擊錯了，所以勸說你們不要開。你們要開，我們中央、軍隊負責同誌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們明天開會的票都發出去了，現在要通知停止召開來不及了。周恩來說：來得及。去年八九月間，我說服了兩個十萬人的大會不開，有這個經驗，完全來得及。
造反派聽從了周恩來的勸說，答應會議延期召開。江青等人打倒陳毅、葉劍英的陰謀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夥見打倒陳毅、葉劍英不成，又把矛頭對準了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誌堅將軍。就在周恩來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會上，當周恩來說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陳、葉二人是指錯了時，康生氣勢洶洶的插話說：矛頭搞錯了，責任不在你們（指造反派），責任是劉誌堅，劉誌堅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義，而是堅決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經康生這麼一煽動，造反派當場高呼“打倒劉誌堅”的口號，並要求劉誌堅停職反省。
周恩來說：一個人的反動路線錯誤，還是先批判，不要過早停職反省。
然而，盡管周恩來這樣明確表示不同意對劉誌堅停職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還是把劉誌堅打倒了。
劉誌堅將軍事後回憶說：“實際上，這是一箭雙雕：既企圖從我這裏打開他們反軍亂軍的一個缺口，又要挑動學生對總理的不滿，繼續揪鬥老帥。事實正是這樣發展的。”
軍委八條，周恩來刪去了一條非同小可的內容。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周恩來口授秘訣：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在全國刮起了一月奪權風暴。軍隊受到更為猛烈的衝擊。
1月10日，江青授意關鋒、王力起草了《關於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拋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具體綱領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委托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也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葉群也當上了組員。
會上，徐向前對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他說：昨天，海軍的一個同誌向我表示，部隊也可搞戰鬥組織。我的意見是，軍隊裏不能搞任何戰鬥組織，軍隊要絕對保證我黨的領導。都搞戰鬥組織，3個人一組，5個人一組，好幾派搞起來，軍隊這個指揮就癱瘓了。軍隊是拿槍的，不同於學校、工廠、農村，飛機每天幾百架起飛，搞起來就亂了。軍隊裏麵不能和一般單位一樣搞大民主。我看軍隊裏麵現在亂得很。我經常頭痛，身體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搞法，這是一個難題。我已經67歲了，長征老幹部最小的也快60歲的人了，都身體不好。這個揪，那個揪，都鬥爭，無休止地鬥爭，這樣鬥下去，不鬥死也鬥垮了。過不了多久，老幹部都會垮下去。老骨幹還是要的。
徐向前的發言，深得周恩來的讚許。
同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通知。
然而，雖然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是徐向前，但新的全軍“文革小組”不再隸屬於總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這樣，江青、葉群就名正言順地攫取了相當大的幹預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權力，並以此在全國刮起一股新的反軍亂軍風。
徐向前元帥回憶說：
我剛剛上任，正趕上“一月風暴”，局麵混亂不堪，簡直沒法收拾。……軍隊院校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奪權，兩派群眾開始武鬥；解放軍報社“小將”掌權，總部機關的戰鬥組織出現；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省軍區相繼受到猛烈衝擊，領導同誌被揪鬥的事件越來越多。……各單位的告急電話不斷，我家原有兩部電話，又增加兩部，還是不夠用。5個工作人員日夜輪流值班，忙得不可開交。我除了開會，還要接見造反派。不論白天、晚上，一糾纏就是好幾個小時，害得我的頭痛病經常發作。我那時常感疲勞，火氣也大，說話難免出格。周總理對我說：“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後來接見群眾組織，我就采取這樣的對策。
麵對這種混亂的局麵，周恩來和老帥們一起，接連製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一係列規定。
1月14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經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力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強調：軍隊擔負備戰和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人民解放軍。
1月22日，周恩來接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他在講話中強調：軍隊、戰備工作部門不能采取群眾奪權的形式。如果這些單位有奪權的問題，隻能在本部門的範圍裏，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進行。群眾對這些單位有意見，可以送大字報，提意見，但不要進入到裏麵去搞奪權鬥爭。
1月21日，毛澤東就南京軍區黨委關於紅衛兵要求派部隊到批鬥李葆華的會場警衛一事批示林彪：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
毛澤東的本意是要求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眾。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卻利用毛澤東的這一批示，來為他們的反軍亂軍陰謀服務。在1月2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寫入了這樣極不利於軍隊穩定的一條：“重申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這一條，為造反派衝擊軍隊留下了借口。因為當初有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在軍隊中避難。周恩來自己就曾親自安排，將許多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接到北京用部隊保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