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開始是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經曆了災難性的1967年，周恩來已開始逐漸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他的不滿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搞得這個樣子，對我們國家有什麼好處？”
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
經曆了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1967年，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較之“文革”發動初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對於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雖然不是積極主動地參與發動，而是在沒有任何精神準備的情況下被動卷入，但也還是擁護和讚成的。
這一點，聯係1966年文化大革命醞釀發動期間周恩來的思想和活動就看得很清楚。
1966年，是我國正式執行已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周恩來作為主管經濟建設的政府總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於如何在前幾年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個好頭。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區大旱，周恩來打算以抓華北抗旱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農業搞上去，改變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南糧北調”的局麵。從1至4月，周恩來全身心地抓這項工作。
3月12日，他給中央寫信說，自己“擬在河北、北京各地調查、學習一個月”。其間，河北邢台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同時還忙於災區人民的抗震救災、恢複生產工作。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也是來去匆匆。
5月初，標誌著全麵發動“文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時，周恩來還在忙於同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會談，陪阿代表團赴大慶、上海參觀，直到5月16日才開始參加會議。
6月，他又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
更重要的事實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事先沒有告訴周恩來。批判《海瑞罷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周恩來事先也不知道。周恩來沒有過多地參與“文革”的醞釀發動，這是事實。但是，當毛澤東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還是擁護和讚成的。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開始是以“反修防修”為初衷的。對反修防修，周恩來是不會反對的。這其中原因在於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認識上存在著那個時代難以避免的曆史局限性。正如鄧小平所說：“對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認識得不是完全清醒的。”這當然也包括周恩來在內。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清楚，加上當時國際鬥爭環境的影響，導致了對修正主義認識的不清楚。
修正主義的問題是由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中蘇兩黨出現分歧而引發的。此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再加上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作風，中蘇兩黨的裂痕越來越大，釀成了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焦點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並影響到國家關係。
那時，不光是毛澤東，恐怕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堅信蘇共領導已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變了顏色。
以這樣的國際“經驗教訓”來觀察國內問題，就自然會麵臨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改變顏色的問題。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無孔不入地進行顛覆活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國內又確實存在某些陰暗麵時，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思考這個問題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麼，中國有沒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當時周恩來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一次報告會上談到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繼續前進，就可能變質，這不奇怪。“不進則退”，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會規律。決不能認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已經13年了，已經堅如磐石了。
當然，對中國出修正主義這個問題嚴重性的認識和估計，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不一樣的。
毛澤東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認識，更多的是基於資產階級向黨的進攻，並把這個問題看得較嚴重。
而周恩來在60年代初認為國內的階級鬥爭是趨於緩和的，因而他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結合我國的實際特點，從思想意識方麵去認識。他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曆史隻有十幾年，社會主義思想陣地還不鞏固。而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幾千年的曆史，封建思想、舊習慣、舊勢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義的東西。
在1963年10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思想意識問題不注意，一樣出修正主義。當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決，主要是通過思想革命。又說：現代修正主義的根源，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經濟上的。必須認識到，我們社會主義政權雖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識和作風上，並不是鞏固的。周恩來還把官僚主義造成的革命意誌衰退、違法亂紀、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腐蝕侵襲、腐化墮落，視為“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
基於這樣的認識，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反修防修，周恩來盡管不會像毛澤東那樣感到階級鬥爭就在黨內，但至少認為中國有出修正主義的潛在危險性。這樣，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認識不清楚，又堅信蘇聯黨和國家領導權已經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的曆史氛圍中，毛澤東的個人決斷對周恩來認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響。
蘇共20大後，毛澤東在反修的同時，一直在警惕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後來，他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越來越覺得中國出修正主義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
在1965年10月兩次高層會議上，毛澤東都講到中國可能出修正主義，並發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由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曆史地位，自延安整風以後，把毛主席與真理等同起來，這幾乎成了全黨的共識。
1958年5月，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檢討反冒進的錯誤時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說明了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指導思想分不開的。
從毛澤東與周恩來一生形成的曆史關係看，周恩來的這段話不能看作是一種違心表態。這也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當時黨內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存在的局限。
由於這種局限，在事情沒有明朗、錯誤還沒有完全暴露時，即使自己對毛澤東的想法和做法一時不理解，也很少去懷疑毛澤東有錯誤，而是認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
鄧小平談到建國後我黨所犯的錯誤時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
鄧小平敢於說這番話，是很需要實事求是的勇氣的，就是承認曆史的局限性。周恩來開始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周恩來看來，“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運動的繼續，與社教、“四清”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也正是“文革”的本來意義。1966年8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克泰諾談到“文革”時有一段對話：
周恩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
克泰諾：對我們觀察家來說，有一個問題不清楚，就是階級鬥爭是長期的，為什麼出現這樣突然的轉折？
周恩來：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這首先是從學校開始的，也涉及到報紙、文化界，這些都是上層建築，是起指導作用的地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深入開展，所以階級鬥爭就尖銳化了，隻是形式上有些區別，而不是本質的。
應當說，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在內容上與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思想改造有某種相通性。盡管周恩來過去一直主張思想改造要靠自覺，要和風細雨，但是在官僚主義及種種社會陰暗麵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也不排斥讚同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嚐試。
1958年4月15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精簡機構越精越大的頑症時，曾說：經驗證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必須從根本上治療。這就是大鳴大放，依靠群眾來解決。
1966年6月27日，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教導，采取了一係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
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的這樣一種認識，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歸來後，開始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來的原有認識和預料，周恩來的一些想法、做法也與毛澤東的考慮出現分歧，與利用毛澤東的某些錯誤蓄意把運動推向動亂的林彪、江青一夥的做法更是尖銳對立，他開始對“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