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從研究生時期開始，就寫些評說當下文學和文化現象的文章。這樣寫了十多年，終於有些感到厭倦，於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壇，寫一些談論往昔文壇人、文壇事的文章。但寫著寫著，不知不覺間就跑出了文壇，寫起了與文壇、文人無關的文章。
從文壇上的人與事到與文壇無關的人與事，中間有一個過渡，那就是那類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糾纏不清的人物，是那種既與文壇有關又不僅僅與文壇有關的事情。收在這裏的，大都可算是寫這種亦文亦政的人與事的文章。
百餘年來文人、文學、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人們已經說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東西值得評說。許多人，許多事，還遠遠沒有說清，也許竟永遠不能說清。這其間，有太多的血與淚、哭與笑；有太多的榮與辱、夢與醒；有太多的真誠與虛偽、迷狂與悔恨；有太多的奴顏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隴望蜀、趁火打劫……對於後人來說，則有太多的啟示與教訓。
我寫這些文章，也有一個從比較隨意些到比較嚴謹些的變化過程。剛開始寫這類文章的時候，態度更輕鬆，雖然也做注釋，但做的是夾注，且做得比較簡略，文章篇幅也比較短小。那時候，是把這些文章當作“餘事”做的。在《鍾山》等刊物發表後，頗有些反響，許多認識不認識的人都給我熱情的鼓勵，這讓我在寫這類文章時漸漸正襟危坐起來。注釋從夾注變成了尾注，做得也盡量準確、周全。剛開始，是有一點想法、幾條材料便敷衍成文，後來，則盡可能把與題旨有關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經過盡量說得詳細、全麵點，這樣，篇幅也便越寫越長。最初的這類文章，都隻有數千字，現在則常常要寫到三萬字左右。這是收入書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長的原因。
十多年來，寫文而政、政而文的人與事的文章，並不止這些。還有一些，暫時不能收在這裏。
《列子·說符》中講了一則歧路亡羊的故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歧路。”既反（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