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出版後，瞿秋白在《〈子夜〉與國貨年》中作了這樣的評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帶有明顯的左拉的影響……自然，它還有許多缺點，甚至於錯誤，然而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在《子夜》不能夠不說是很大的成績。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經沒有左拉那種蒲魯東主義的蠢話。”②因為茅盾在貫徹瞿秋白意圖時，還有著保留，所以在瞿秋白看來，小說“還有許多缺點，甚至於錯誤”。但茅盾畢竟基本上貫徹了瞿秋白的意圖，所以瞿秋白仍然對小說作了很高的評價。在《讀〈子夜〉》中，瞿秋白則說：“在中國，從文學革命後，就沒有產生過表現社會的長篇小說，《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寫著資本家、買辦階級、投機分子、土豪、工人、共產黨、帝國主義、軍閥混戰等等，它更看出許多問題，主要的如工業發展問題、工人鬥爭問題，它都很細心的描寫與解決。從‘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上來看，《子夜》的確是中國文壇上新的收獲，這可說是值得誇耀的一件事。”①
①鄭超麟：《回憶沈雁冰》，見《鄭超麟回憶錄》（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②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頁。
三
《子夜》雖並不令瞿秋白完全滿意，但畢竟也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當瞿秋白熱情地“指導”《子夜》的創作和熱情地歡呼《子夜》的出版時，是應該對《動搖》這樣的作品不屑一顧甚至予以否定的，因為《幻滅》《動搖》這類作品，表達的是“革命青年”的“幻滅”和“動搖”、失望和彷徨。在《回憶沈雁冰》中，鄭超麟說，曾看到瞿秋白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借用‘幻滅’、‘動搖’、‘追求’的字眼諷刺沈雁冰”。但瞿秋白臨死前所留戀的茅盾作品，卻並不是也凝聚著自己心血的《子夜》，而是自己原本並不首肯的《動搖》。其中原因，就在於讚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戀《動搖》的瞿秋白，並不是同一個瞿秋白。讚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說，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瞿秋白；而留戀《動搖》的瞿秋白，則是作為文學家的瞿秋白，或者說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文學讀者的瞿秋白。
①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頁。
雖然瞿秋白介入《子夜》的創作時，已經被王明們轟下了實際的政治舞台，但他作為政治家的角色意識並未消失，至少，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角色意識是十分強烈的。瞿秋白是以“指導”《子夜》的寫作為起點介入“左聯”的活動的。而瞿秋白完全是以一個政治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身份“指導”茅盾寫作《子夜》的。按照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社會，中國共產黨那幾年在城市和農村施行的策略和實際的做法，哪些是正確而成功的，哪些又是錯誤而失敗的，是他據以“指導”茅盾寫作的基本原則。當瞿秋白稱頌《子夜》的“寫實主義”時，我們要知道，茅盾所寫的，隻是瞿秋白所認為的應然之“實”，而絕非其時中國城鄉實然之“實”。《子夜》中的第三次罷工，茅盾原打算寫成由趙伯韜挑動起來，而瞿秋白認為這“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寫低了①。現實中是否會有趙伯韜這樣的資本家出於某種目的挑動工人罷工，現實中的工人的覺悟到底如何，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說必須把工人階級的覺悟寫得很高，必須讓所有的罷工都由工人方麵發動。瞿秋白的所謂“不合理”，並非指不合現實之“理”，而指不合他的理論之“理”。小說第十四章吳蓀甫奸汙王媽的細節，本身無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論卻有問題。瞿秋白的理論是：“資本家”在憤怒絕望至極時，會“獸性大發”，會想要“破壞什麼”。但這實在是人性的一種普遍表現。坐“雪鐵龍”的資本家會這樣，拉黃包車的工人也會這樣；錦衣玉食的地主會這樣，饑寒交迫的貧農也會這樣。在“階級性”與“普遍人性”之關係的認識上偏執，是瞿秋白這類理論家的一大特征。《子夜》出版後，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個理論家的身份對之進行評說的。瞿秋白著眼的是小說在政治上的正確與否，是小說對所謂的“社會科學”圖解得如何。這不是以文學的心靈在感知小說，而是以政治的鐵尺在度量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