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與章太炎的關係中，卻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於北京南下窪龍泉寺期間，曾絕食抗爭。此事當時動靜很大。這期間，魯迅未曾到龍泉寺看望過章太炎。
一
一個人，如果在日記中提到某人時都恭敬有加，那一定是對後者發自內心地尊敬。魯迅在日記中都對之恭恭敬敬者不多，就那麼兩三人。依魯迅與之相識早晚為序，第一人是俞明震。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求學時，俞明震是學堂總辦，也就是校長。魯迅在散文《瑣記》中有這樣的敘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①這“新黨總辦”，就是俞明震。俞明震字恪士。魯迅在日記中寫到他時，有時稱“俞師”，有時稱“俞恪士師”。俞明震晚年寓居北京，魯迅多次登門看望。例如，魯迅1915年2月17日日記：“下午同陳師曾往訪俞師”，這“俞師”就是俞明震。魯迅1915年4月10日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午後訪俞恪士師，未遇。”去看望俞明震，俞明震卻不在家，於是魯迅第二天的日記便有這樣的記載：“午後訪俞恪士師，略坐出。”頭一天沒有見到“俞師”，第二天又去了。去了，也就是坐一會就告辭。登門拜訪，本沒有什麼事情，隻是想看看過去的老師，想與老師說幾句閑話而已。魯迅在日記中對之恭恭敬敬的第二人是章太炎，第三人是蔡元培。先說蔡元培。俞、章、蔡三人中，魯迅與蔡元培相識最晚。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許壽裳是教育部職員。許壽裳向蔡元培推薦了魯迅，於是魯迅也來教育部就職，這才與蔡元培相識。1936年10月，魯迅先於蔡元培辭世，在此之前，魯迅一直與蔡元培保持來往，所以，俞、章、蔡三人中，蔡元培在魯迅日記中出現次數最多。在日記中，魯迅有時稱蔡元培為“蔡先生”，有時稱“孑民先生”。從1912年與蔡元培相識，到1936年辭世，二十幾年間，魯迅與蔡元培一直有交往，對蔡元培的某些言行，魯迅內心未必完全認同，雖然問題並不嚴重，但也可能多少影響到魯迅對蔡元培的態度，所以，在日記中，徑稱“蔡孑民”的情況，也是有的。總體上，魯迅對蔡元培是很尊敬的。
①見《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頁。
魯迅與章太炎相識於東京。1903年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並與鄒容相識。鄒容寫了《革命軍》，章太炎為之作序。1903年5月，《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發行。6月9日，《蘇報》發表《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次日，又發表章氏序文。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說，這“是章鄒與蘇報牽合之點”①。1903年6月，章太炎又發表了洋洋灑灑近萬言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且將題目改為《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鄒容的《革命軍》，章氏為《革命軍》所作序言和駁斥康有為的文章，令清廷亦恐亦怒。在清廷的壓力下，上海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鄒容，是為“蘇報案”。章、鄒最終被判處監禁三年，監禁期滿，逐出租界。鄒容未等到監禁期滿便瘐死獄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當晚便乘船東渡。到東京後，章太炎主持《民報》筆政。與保皇派筆戰之餘，章太炎還應部分留日學生請求，舉辦國學講習會，定期講學。魯迅嫌大班“太雜遝”，便與許壽裳等人商量，請章太炎另開一小班。章太炎欣然應許。於是，又在自己寓所開了一個小班，每個星期日的上午上課，先講《說文解字》，後又講《莊子》，聽講者隻有許壽裳、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等八個人。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民報社聽講二》中，對此有這樣的回憶：“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麵，學生圍著三麵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於學生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隻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地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裏的哈喇菩薩。”魯迅聽章太炎講學，有的說幾個月，有的說半年多，有的說一年多。總之，雖然時間不長，但學術旨趣、文化觀念，甚至政治思想上，都深受章氏影響。完全可以說，魯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