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建中的《洪憲慘史》，敘述了部分政界人士被軍政執法處拘捕、殘害的情況。首先敘述的是張振武、方維被害的經過。張振武是湖北人，在武昌起義中有殊勳，與蔣翊武、孫武齊名，並稱“三武”。張振武“深明大義”而又“不屈不撓”，這就足以令袁世凱忌憚。1913年4月，應袁世凱之召，張振武帶著參謀長方維到京。到京後，蒙袁世凱傳見，且“待遇極優”。這是袁世凱在試探張振武的政治態度，看看自己果然稱帝，張振武是何反應，而之所以“待遇極優”，是再看看張振武是否可誘之以利。但張振武時時處處“以保障共和國體為己任，報章著論，府院上書，義正詞嚴”，這樣，他就非死不可了。一日，袁世凱召張振武赴宴，張振武與方維同乘一馬車前往，行至棋盤街，突遭陸建章所派之人逮捕，“縛以長繩巨鏈”，押至軍政執法處。湖北各團體聞訊，紛紛發電報營救。雪片般飛來的電報，讓袁世凱更看清了張振武在湖北的影響，也就隻能加速張振武的死亡。夜半時分，張振武腹痛如廁，即在廁所連飲數彈斃命，而方維亦在囚室中被繩勒而死。
與張振武、方維這些人相比，章太炎實在是大受“優待”了。不過，我們暫且把魯迅與章太炎的事情放下，談談胡適與雷震的事情。
雷震，字儆寰，1897年生。1949年以前，他長期是國民黨內的高級官員。後被國民黨開除。1949年，雷震主編《自由中國》半月刊，從此全身心地投入“爭自由、爭民主”的活動，於是便與蔣家政權時刻處於矛盾衝突中。1960年9月4日，國民黨借故逮捕了雷震、傅正等四人，是為轟動全島的“雷震案”。10月8日，雷震被台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民權利七年，另幾人也都獲刑。雷震服刑時，胡適在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雙方共同的朋友，都希望胡適能到監獄看看雷震，對雷震有所安慰、鼓勵，因為胡適的安慰、鼓勵，對雷震很重要。但胡適直至離開人世，都沒有去過監獄一次。著名作家聶華苓，曾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文藝編輯，後來寫了《雷震與胡適》一文，對胡適頗有微詞，尤其對胡適不願去探望獄中的雷震深為不滿。在文章中，聶華苓寫道：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監。判刑以後，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監獄看他。我們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適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發一言，隻是去看看雷震。那個公開的沉默的姿態，對於鐵窗裏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個個寂寞的星期五過去了，胡適沒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幾個人忍不住了，要探聽他對雷案究竟是什麼態度。一天晚上，我們去南港看胡適。他招待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①。
“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這樣的句式，把聶華苓對胡適的不滿甚至怨怒，表現得很明確。聶華苓也說明了她對胡適不滿甚至怨怒的理由。在文章中，聶華苓簡略回顧了胡適與《自由中國》的關係，回顧了胡適與雷震的交誼。雷震在離開大陸之前，就和正在上海準備乘船赴美的胡適商議辦一個宣傳自由與民主的刊物，胡適熱情支持。《自由中國》這個刊名，也是胡適想出來的。在赴美的船上，胡適寫就了《自由中國》的辦刊宗旨。1949年11月，《自由中國》創刊號在台北問世，胡適人雖在美國，但卻是刊物的“發行人”。聶華苓說：“《自由中國》畢竟創刊了，他任發行人有關鍵性的作用。”
①聶華苓：《雷震與胡適》，見《往事未付紅塵》，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國》第四卷第十一期，發表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嚴厲譴責保安司令部在金融管製一事上為獲得“破案獎金”而“誘民入罪”。社論在全島引起軒然大波。所謂“誘民入罪”，用通俗點的語言，就是“釣魚執法”。“釣魚執法”，這當然是很惡劣很可恥的事情，於是，官方有關要人都站出來“辟謠”，並且宣稱《自由中國》誣蔑了保安司令部，發出了逮捕《自由中國》編輯人員的公文。後經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傑出麵斡旋，下一期的《自由中國》發表《再論經濟管製的措施》的社論，正麵歌頌金融管製和保安司令部，事情才平息。在美國的胡適，讀了兩篇社論後，致信雷震，要求辭去“發行人”的名義。胡適信中說，他讀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後，很激動，很興奮，覺得是十分好的文章，“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而讀了《再論經濟管製的措施》，則很沮喪，很鬱悶，明白這是刊物受了官府的壓迫而言不由衷地賠罪。胡適說：“我因此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所以，“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名義，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讚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這種‘軍事機關’幹涉言論自由的抗議”①。應胡適要求，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發表了胡適的來信。這些年來，大陸的有關著作，在談及胡適的這封信時，都讚賞胡適抗議台灣當局的勇氣，但聶華苓在《雷震與胡適》中卻有不同看法：“1951年，《自由中國》的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就激怒了台灣當局，胡適因為這件事來信辭去發行人名義，引起許多人揣測。有人說《自由中國》和統治權力一有衝突，胡適就要擺脫《自由中國》了，以免受到牽連。既抗議了，又擺脫了—— 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