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也就決定了胡適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必然是那種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這個“工具”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所謂“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也就無所附麗。所以，在國民黨政權麵臨生死存亡時，胡適會從“道義”上支持它。改造還意味著要接近它、接觸它，與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離、回避、對抗，所謂“改造”也就無從談起。當然，改造更意味著批判指責，意味著從正麵提出要求，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經常性的對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沒有“對抗”也就無所謂“改造”。從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適與世長辭，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都可以用“合作與對抗”來概括。
①見《這一周》。
②見《這一周》。
我們知道，魯迅是懷著“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的心態與國民黨“戰鬥”的，而胡適則是懷著“補偏救弊”的目的對國民黨進行批判、指責的。在“人權運動”爆發後的1929年7月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隻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驅使魯迅、胡適二人批判國民黨的不同心態，也決定著他們必然采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最好閉嘴”與“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
魯迅、胡適二人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差異。
魯迅慣用雜文這種文體進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練。而胡適則通常是用長篇論說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不同文體的選擇，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恐怕也因為二人在政治學的理論修養上相差很大。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和評說的理論修養（當然，他也不屑於具備這種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來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展開論述，表達自己的褒貶臧否。在這個意義上，胡適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是標準的“政論”，而魯迅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雜文，則不宜稱作“政論”（當然，他也不屑於這種稱呼）。
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麵出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麵的看法。當年，在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中，梁實秋曾寫了《“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①一文，其中說：“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實’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實’的藥方。”梁實秋要求知識精英不要止於對現實的“冷譏熱嘲”，而要正麵地發表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這種要求首先是針對魯迅的雜感而發的。魯迅對此的回答是：“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②說沒有正麵的意見要表達，就不能對現狀表示不滿，這固然荒謬。但時刻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魯迅本沒有多少正麵的意見要表達，卻也是真的。魯迅之所以在談論政治現狀時總是從反麵出擊，也因為他無法從正麵發表政治意見（當然，他也不屑於正麵地發表政治意見）。魯迅沒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堅守，沒有政治上的“主義”要宣傳，所以，從反麵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極自然的選擇。而從反麵談論問題、言必嘲諷也是難以避免的。魯迅也曾有這樣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③好用反語，固然有性情、氣質方麵的原因，但本就沒有堅定而係統的正麵意見要表達，恐也是原因之一種吧。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對中國的政治，有一整套現實的設計，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等不同時段的目標規劃。這也使得胡適有可能總是從正麵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總是不但指出國民黨做得不對，還指出為何做得不對，更詳細地指出怎樣做才對。正麵的建設性的批評再尖銳，給聽者的感覺也與反麵的嘲諷是大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