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時候，過於牽強附會過於無視常識後，郭沫若也會覺得不妥，從而出麵自我糾偏。
《詩刊》1959年1月號發表了郭沫若的《就當前詩歌中的主要問題答〈詩刊〉問》，其中這樣解釋毛澤東《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
但是舊時代也有享福的人，他們坐在地上不動，一天就遊曆了八萬裏。為什麼？因為地球的圓周是八萬華裏，地球自轉一周，坐在地上不動的人，也算作了一次逍遙遊。從前周穆王才不過“八駿日行三萬裏”，不勞動的人一天坐著就跑了八萬裏，這不是比周穆王還要抖？“巡天”是說地球公轉吧。一天要走五百多萬華裏，在太空中可以看到無數的星星，據近年研究有一萬個以上。性質和銀河相似。“一千河”是指這些星雲，“一千”隻言其多，非確定的數目。但似乎也可以改為“十千”。從前唐明皇和葉法善遊月宮是很逍遙的故事，舊時代有整夜不睡覺貪圖歡樂的人，被地球帶著公轉，在夜裏可以看到無數的銀河，這不是比唐明皇還要抖？……舊時代千年萬代都是一樣，但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從郭沫若的此番解說，人們沒法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在“舊時代”，“不勞動”而“享福的人”，與勞動而受苦的人，並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前者生活在地球上，後者沒有生活在地球上，這樣，才能讓地球隻帶著前者動而不帶著後者轉。（二）或者，在“舊時代”，當地球轉動時，隻有“不勞動”而“享福的人”在跟著動，勞動而受苦的人則不隨地球而動。（三）在周穆王的時代，地球是並不轉動的，這樣才能讓後來地球轉動時代的“不勞動的人”比周穆王“還要抖”。（四）在新時代，地球又不再轉動了，因為“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郭沫若的這篇答問在《詩刊》發表後，《人民日報》立即轉載。郭沫若“審慎地把全文閱讀了兩遍”，才發覺有“不妥當”之處。於是，馬上作文更正。在更正文裏，他承認自己對“坐地”“巡天”的解釋，“在邏輯上有問題，實在是失諸穿鑿”，犯了“過猶不及”的錯誤。而他之所以“自己來改正”，是“免得以訛傳訛”①。這樣的謬誤，居然要“審慎地”讀“兩遍”，才能覺察到。而如果郭沫若自己不出來改正，就會“以訛傳訛”，怎不令人感慨萬千。
①郭沫若：《坐地、巡天及其他》，載《人民日報》1959年3月4日。
在積極解說毛澤東詩詞的過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級錯誤”，一再令自己尷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詩詞修養，以郭沫若在文學上的審美能力，這樣的事情本來不應該發生。但這樣的看似不可思議的事畢竟發生了，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說毛澤東詩詞的過程中為何一再鬧笑話，還得先明白郭沫若為何那麼積極地充當毛澤東詩詞的解說者。可以想見，1949年後，毛澤東詩詞集中地公開發表，是令郭沫若萬分欣喜的。1949年後，像郭沫若這樣的人，其使命其實就是充當“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捍衛者和稱頌者。然而，闡釋、捍衛和稱頌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軍事思想”等，從政治身份上來說，輪不到郭沫若唱主角；從個人的知識結構上來說，也不是郭沫若的“強項”。即便是宏觀地和原則性地闡釋、捍衛和稱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郭沫若也不配挑大梁，因為自有周揚這類更有資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澤東詩詞公開發表前，在闡釋毛澤東詩詞時，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曖昧的，這項工作中並沒有哪一份明確屬於他。毛澤東詩詞集中地公開發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塊可以唱主角、挑大梁、當權威的地盤。環視四周，在解說毛澤東詩詞上，有誰能與郭沫若爭勝呢？在古典詩詞的修養上可與郭沫若對壘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無法與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與郭沫若銖兩悉稱者，在古典詩詞的修養上又難以望其項背。所以，毛澤東詩詞集中地公開發表，對於郭沫若來說，某種意義上是天賜良機。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當然還不能保證郭沫若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闡釋毛澤東詩詞的權威。要使權威不被動搖，就必須絕對保證政治上的“正確”。那個時代，文藝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實也是唯一的。文藝創作必須為現行政治服務，這是毛澤東對文藝創作的要求。郭沫若在以文藝界領導者的身份針對文藝界發言時，也總堅決地宣傳、強調著毛澤東的這一要求。那麼，在闡釋毛澤東詩詞時，郭沫若當然會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澤東詩詞的政治意義，當然會極力把毛澤東詩詞與現行政治掛上鉤，為此不惜牽強附會、“失諸穿鑿”。畢竟，再牽強，再穿鑿，也不會有政治上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