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應對事變上，意見分為兩派。一派可稱為“主戰派”，即主張興兵討伐西安，武力解決事變。一派則不妨稱之為“主和派”，主張以“和談”的方式解決事變，反對與西安兵戎相見。“主戰派”顯然將蔣介石生死置之度外。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城外的華清池劫持了蔣介石，隨即將蔣羈押於西安城內。
1936年12月18日，宋美齡派出的飛機，飛臨西安上空，然後開始投放報紙。這是當天出版的《大公報》中刊載“社評”的一張。《大公報》的“社評”，是極有影響的。而這天的“社評”，是張季鸞執筆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南京方麵派出的飛機，將數十萬張刊有這封公開信的報紙，在西安上空投放。這些報紙，飄著，落著，落在大雁塔上，落在小雁塔上，落在鍾樓上，落在鼓樓上，落在驪山上，落在城牆上，落在樹枝上，落在街道上，落進軍營裏，落進大雜院，落在平民的屋頂，也落在蔣介石“囚室”的房簷……
從蔣介石被囚禁，到平安離陝，這十幾天的時間裏，南京也好，西安也好，局勢都是波譎雲詭。許多重大的、堪稱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在這期間發生了。而南京方麵的飛機在西安上空投放《大公報》，隻不過是整個事件中一個小小花絮，小到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在中國新聞史上，這似乎又是很值得一提的事。
一
對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宋美齡或許是第一有功之人。
事變當夜，在南京主持大局者，立即對西安方麵顯示了十分強硬的態度。是夜十一時半，南京國民黨中央舉行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在如何應對事變上，意見分為兩派：一派可稱為“主戰派”，即主張興兵討伐西安，武力解決事變；一派則不妨稱之為“主和派”，主張以“和談”的方式解決事變，反對與西安兵戎相見。“主戰派”顯然將蔣介石的生死置之度外。對此，司馬桑敦所著的《張學良評傳》有如此評說：“（主戰派）認為張楊的背景複雜，用心叵測，既出以劫持統帥，則必以蔣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因此，中央既不能曲從其狂悖，陷國家於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認為應該立即討伐張楊，示之以懲罰。這一派的領導人則是蔣之好友考試院長戴季陶。”①
如果說“主戰派”將所謂“國家綱紀”置於蔣之生死之上，“主和派”則視救蔣為第一要務。事變發生時，宋美齡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在上海。所以，在當夜的會上，雖然立即開戰的決定未能做出，“主戰派”還是占了上風。會上做出兩項決定：一是“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委會嚴辦”；一是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由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討伐西安雖未立即形成決議，但中央軍包圍西安的行動，於事變當夜即開始。撤職聲討、調兵遣將，這無疑都是激化矛盾之舉，因而也都是對蔣介石生命的威脅。“主戰派”的領袖是戴季陶和何應欽，而這二人恰恰都是蔣介石之心腹、親信。戰端一開，蔣之性命便極其危險，這一點戴、何二人不可能不知道。蔣果若遇難，則中國將亂成一鍋粥，這極有利於日本的侵華，那才真正是“陷國家於淪胥”——這點眼光，戴、何二人即便沒有，對蔣氏慘死的不忍之心，總該有一點吧。如果有一點不忍之心，也就不應有如此舉措。所以，有人說他們如此激烈地主戰，才真正是“用心叵測”。
①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頁。
12月13日晨，宋美齡回到南京。迎接她的，是甚囂塵上的主戰之聲。從宋美齡寫於1937年1月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可看出，為了說服“主戰派”暫緩開戰，為了實現事變的“和平解決”，她真是舌焦唇敝、殫精竭慮。她寫道：“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麵複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推諉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論。”①至於力求“和平解決”的理由，則首先是：“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在當時中國，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全國抗擊日本之人，這一點，是事變之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也著力強調的。在回憶錄中，宋美齡極力為自己的動機辯解，聲稱自己並非出於救夫私情而主張“和平解決”。這當然不必盡信其言。其實，在力求“和平解決”的動機中，夾雜著些私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