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形象
“紅色電影”的編導們，本意是要讓女特務的各種表現引起觀眾的厭惡、仇恨，沒想到卻事與願違，女特務成了觀眾最喜愛的人物，至今還有些人像懷念初戀情人般地懷念她們。不得不說，這是“紅色價值”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紅色電影”中，以“反特”為題材的電影占有相當地位，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最受觀眾歡迎的電影種類。而這類電影之所以受歡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其中往往有那種以女特務身份出現的人物形象。這種女特務，雖然是“反麵人物”，雖然導演和演員極力要表現出她們心靈的凶殘和肮髒，但廣大觀眾仍然深深被她們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話：女特務是“紅色電影”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鋼鐵戰士》於1950年上映，賀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國民黨女特務，這個女特務一心想以色相引誘被俘的“我軍”張排長，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應該是中共建政後出現在銀幕上的第一個女特務形象。此後，這類女特務在電影中頻繁出現。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英雄虎膽》中的阿蘭和李月桂（分別由王曉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柳尼娜（陸麗珠扮演），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別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曲曼麗（薑曼璞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寂靜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虎穴追蹤》中的資麗萍（葉琳琅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鐵道衛士》中的王曼麗（葉琳琅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冰山上的來客》中的假古蘭丹姆（穀毓英扮演），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跟蹤追擊》中的徐英（紅冰扮演），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秘密圖紙》中的方麗（師偉扮演）……這一係列女特務形象，構成了“紅色電影”中一種十分獨特的人物畫廊。當年的觀眾中，至今還有一些人對這類女特務一往情深、懷戀不已，提起來便兩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戀的情人。
所謂“特務”，本是一個中性詞，即“特殊任務”之意。1927年國民黨清黨、國共處於尖銳敵對狀態後，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曾在軍委成立“特務工作科”（簡稱“特科”）。可見，在中共的話語體係裏，“特務”最初並不單指“敵方”執行特殊工作的人員，己方負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稱“特務”。可是後來，在人們的話語體係裏，“特務”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專指“敵方”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至於自己這一麵擔負同樣性質的工作者，則稱“偵察員”。在五六十年代的“紅色電影”中，有“敵方”的特務形象，也有“我方”的偵察員形象。“敵方”的特務往往是女性，以至於女特務能組成一種人物畫廊。而“我方”的偵察員，則往往是男性。說得更直白些，在這些電影中，“敵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潛入“我方”執行特務任務，而“我方”潛入“敵方”執行特務任務者，則總是青年男性。其實，不單是電影，在那時期的小說中，情形也是如此。與其說這有現實生活作依據，毋寧說是某種微妙的心理意識使然。不僅五六十年代公開發表出版的作品中，有這種“敵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間屬於非法的手抄本小說，也總是嚴守這一不成文的規範。有人曾指出過這一現象：“從革命者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講，無論是革命年代的地下黨，還是和平時期的公安偵察員（正方的符號代表），為完成艱巨任務，均可憑借談戀愛的手段打入敵人心髒（反方的符號代表），但主人翁必須是男的且不能與反方的女特務或罪犯發生實質性的性關係，而反方則往往是用放蕩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員，且被誘惑一方都會巧妙躲避或嚴詞拒絕而過美色關，否則，一旦沾染女色，不是變節投敵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偵察員絕不能施用美人計這一手段，此症結直到現在所能見到的文字或文學作品中概莫能外。”①“紅色文藝”表現的當然是“紅色道德”。在這種“紅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現這種情況：“敵方”可對“我方”大施其美女計，但絕不可對“我方”施以美男計；“我方”可對“敵方”施以美男計，但絕不可對“敵方”施行美女計。這種“紅色道德”顯然並不令人陌生。“敵方”對“我方”施行美女計，其結果當然是徒勞，從“敵方”的立場來說，是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從“我方”的立場來說，則是不但挫敗了“敵方”的陰謀詭計，還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對“敵方”施行美男計，其結果當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勝告終的，從“敵方”的立場來說，仍然是雙倍的損失，而從“我方”立場來說，則是雙倍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