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員國讓渡家庭政策部分決策權的主動行為，既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也是社會壓力的產物。歐洲人口危機與社會排斥現象就是其中起了重大推動作用的因素。這兩種社會現象都與家庭有著密切聯係，其存在範圍的廣泛性與作用程度的嚴重性對區域整體的發展進程都產生了影響。隨著歐洲經濟共同體發展成為歐洲聯盟，一個在經濟上日益休戚相關的共同區域自然需要對區域內部的社會問題進行一種整體考察，從而推動經濟的緊密合作與進一步發展。
3.2.1 人口危機的嚴重影響
從19世紀末開始，歐洲社會的人口結構一直朝著生育率下降與平均預期壽命延長的趨勢發展。到20世紀中葉以後，以超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負）自然增長率為主要特征的人口轉變趨勢更為明顯。輿論普遍認為這種由發展推動的自發型危機將難以遏製。
人口老齡化發展的規模與速度之所以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不僅在於人口危機關乎人口結構及人口數量，因此也關乎整個民族的興亡外，還在於人口危機對國家的國際地位、福利製度和經濟發展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人口危機影響歐盟成員國的國際地位。長期低於可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最終將導致人口數量的縮減與人口密度的下降，這將嚴重阻礙生物層麵與社會層麵的社會延續。與歐盟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相比，歐盟成員國生育率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美國的生育率在1976年達到了曆史低點，僅為1.74%，而同期歐共體15國的生育率比美國高15%左右。此後，美國的生育率得到恢複並呈上升趨勢，歐盟成員國的生育率卻呈下降趨勢。到1998年，美國的總生育率為2.0，歐盟15國的平均總生育率僅為1.45%。
其次，人口危機加重福利國家的財政負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整個區域的老齡化速度與規模非常驚人。1998年，歐盟15國中65歲及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相當於適齡勞動人口數量的24%。預計到2010年，這一比例將升至27%。
最後，人口危機延緩擴大再生產的進程。由於人口老齡化增加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因此，國家必須將大量資金用於職工退休金、養老金、醫療保障費用的支付，從而減少了用於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資金。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技術進步和生產發展。人口危機還會改變整個社會的消費取向，不斷削減社會對物質資料的消費需求，增強對醫療保健等服務的消費需求。消費取向的變化一方麵迫使市場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轉變經營理念、改變經營方向、提升服務水平；另一方麵則需要刺激整個社會的消費欲望，提升消費水平。因為消費需求的弱化使私人儲蓄成為一種普遍行為，導致大批生產企業缺乏足夠的消費市場。但是要保證企業擁有穩定的發展空間與生存空間，進行市場的調整與消費欲望的激勵需要時間成本，也需要巨額的經濟成本。在福利國家負擔加重的背景下，要有充足的經濟轉軌資本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缺乏資金、技術、人力資源且得不到國家扶持的企業，就難以在老齡化社會中保持強大的競爭能力與生產規模。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其負麵影響得到廣泛認同的背景下，每個國家都在積極尋求自身的應對之道。考慮到未來的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通常是由死亡率、生育率及移民等三個因素決定的，因此要應對人口老齡化就應從這三方麵入手。從社會進步與人類基本道德的視角而言，提高嬰兒死亡率的做法是滅絕人性的法西斯政策而理應受到唾棄與責難。而單純依靠外來年輕勞動力的流入來改變人口結構的做法，則與歐洲民族國家所堅持的民族同一性與民族認同格格不入，因此，也不是最佳的解決途徑。在這樣的路徑權衡下，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選擇了促進生育率提高的途徑。在這方麵，家庭的生育意願、風險意識以及家庭收入是決定生育率提高的關鍵因素。
首先，家庭的生育意願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生育意願是人們關於生育行為的態度和看法，它包括三方麵的內容：一是人們的生育目的，即為什麼要生育子女；二是對生育數量的看法，即生育幾個子女為理想子女數；三是有關子女性別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麼性別的子女。這說明多數歐洲人還是有較強的生育意願，隻是在將打算付諸實踐的過程中遇到了障礙，從而導致目標的偏離。
其次，家庭的風險意識決定了生育願望的實現。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風險回避理論來解釋生育願望與生育行為不一致的原因。貝克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前所未知的程度。隨著技術變革的日益加快，新的風險形式隨之產生：工作不再是終身的、經濟繁榮與失敗始終周而複始、就業的推動要求擁有空間流動性、利率在短期之內有可能變化很大、住房價格一直在波動、傳統和習俗對自我認同影響的不斷減弱、傳統家庭模式的衰落和個人關係的民主化。人們雖然知道風險的存在，但卻不能明確地知道自己究竟處於生活周期的哪一個階段。個人的未來比在傳統社會中更不“確定”，所以現在個人的所有決策都要冒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生育行為實施前，會對生育孩子後將帶來的成本與將取得的收益進行評估。人們是否將生育願望轉變為生育行為，這取決於他們對未來的定位。貝克認為，盡管大多數人存在生育的願望，但風險社會的危險不受空間、時間和社會限製的特征提醒人們應在經濟安全方麵進行投資（終身教育、額外規劃、長時間的工作、儲蓄），而不要通過生育孩子來進行投資（這可能會降低收入、增加消費支出、造成重新就業的不確定性）。生育率下降就是人們對經濟、社會與個人未來的不確定性理解的反映。為了促進生育率，就需要從風險社會的治理出發，消除人們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與憂慮，以實際的福利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
最後，家庭收入製約著人們的生育水平。美國經濟學家加裏·斯坦利·貝克爾提出“理性選擇方法”，闡明了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製約作用。貝克爾認為生育率的降低是人們的一種理性的主動行為：父母會將養育孩子的成本與他們的收入、職業期待、對孩子照料的質量標準進行權衡，然後做出是否生育或生育多少的決定。貝克爾認為，如果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分別大於不生育孩子的成本，那麼，生產孩子就無利可圖，人們就不會做出生育孩子的決定。如果一個孩子和兩個孩子獲取的預期總收益一樣多，那麼，就會出現提高質量，減少數量，用質量代替數量的行為。同時，家庭實際收入的增加一般都會擴大對不同商品的需求，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家庭的生育意願、風險意識與家庭收入是製約家庭實際生育行為的關鍵因素。這些因素沒有脫離廣闊的社會經濟環境而孤立存在，它們都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從本質上講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中實現的社會過程。提高生育率就必須促進家庭的生育意願，而緩解家庭的生育成本與生育負擔將對此發揮較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調整家庭行為與提高生育率客觀上呼喚政治手段的介入，以達到緩解與克服人口危機的目的。但就微觀層麵而言，無論人口危機的程度有多嚴重、覆蓋麵有多廣泛，都必須尊重個人的選擇。這兩種視角在政策方向上截然不同，因此需要決策者在治理之際謹慎地權衡利弊。
這種治理向度的矛盾性在歐洲一體化背景下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歐洲一體化給予歐盟成員國較大的行動空間：各國可以依據自身利益考慮，在一體化進程中交替使用強調民族特性與推動國家結盟的兩手戰略。如果需要處理的問題完全屬於本國特有情況並且不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各國一般會選擇獨立解決的方式；但如果需要應對的問題特別棘手或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各國通常就會選擇聯合的道路，即主動提升該問題的決策層麵，將其中部分決策權交付給超國家機構。顯然，與家庭有關的人口問題屬於後者。也就是說，人口危機的解決需要成員國承受高度的行政壓力與相當的財政壓力，而這正是成員國極力避免的。因而，出於現實主義的利益考慮，歐盟成員國在與家庭有關的人口問題上選擇決策層麵上移的解決方式。與人口危機一樣，社會排斥也是一種在歐盟成員國普遍存在的現象。
3.2.2 社會排斥的廣泛存在
社會排斥是一種與民主體製不相容的現象。民主的實質要求社會均衡，要能使社會中每個成員不論其階級、種族、文化背景、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等因素的影響，都能享有共同的社會權利。而社會排斥則意味著“促進公民一體化的民主與法律體係；促進經濟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社會一體化的福利國家體製；促進人際關係一體化的家庭與共同體體製”之一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直至20世紀70年代，歐洲的福利國家經過快速成長而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在福利國家框架下，所有或大部分公民都能得到國家福利製度的保護。因此，絕對的物質貧困比較少見了。這就掩蓋了福利國家仍然存在社會排斥的事實。但自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福利國家麵臨的嚴峻挑戰使社會排斥現象被逐漸暴露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