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也是製約家庭政策製定與發展的重要力量。從20世紀50年代以後，以女性主義、個人主義為代表的社會思潮對歐盟層麵家庭政策的構建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3.3.1 女性主義思想的發展
與東方社會一樣，西方社會傳統上是以父權製為主導的社會，存在將女性與自然相聯係、男性與文化相聯係的象征觀念。文化被視為高於自然、優越於自然，所以男性始終被認為應處於支配地位。女性因其活動範圍始終被局限於私人領域而導致其活動價值得不到社會的承認與重視；男性卻因參與公共領域中決定社會政策問題的活動而獲得了社會威望和權力。在公私領域分隔帶有明顯男性中心主義的時代，女性隻能在勞動分工、生計方式、財產所有製、資源分配和兒童社會化等方麵，無條件地服從由男性主導的社會所締造的傳統與習慣。這種社會規範為成年婦女設定的唯一社會角色是“職業的”家庭婦女，負責為男性勞動者解除工作中的後顧之憂。然而，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逐漸改變了這種觀點。
18世紀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承襲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對時代進步特征與人類理性力量的信任，將“過去基本看作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在此基礎上，他們吸取了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賦人權”觀念，認為女性有權獲取作為“人”的平等地位。到19世紀，女性主義運動受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啟發，認為女性的社會地位是由現存社會中一係列不公正的法律和傳統造成的。這些法律和傳統導致男性對婦女產生偏見，它們將婦女排斥於某些特定生活領域之外，致使女性失去自由平等的發展機會。為此，女權主義者首先把矛頭指向法律，為女性爭取各種權利而奮鬥，主張在法律和教育保障的前提下，每個婦女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與男子同等的社會地位。
在女權主義運動不斷的倡導與推動下，到20世紀西歐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麵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權利，如參政權、教育權和就業權等。婦女獲得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得以直接參與政治秩序的組織與管理，可利用政治舞台展現女性的聰明才智，也可借由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來保障女性的教育與就業權利的進一步拓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強了女性的獨立意識，參與就業並在婚後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逐年增加：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婚後繼續工作的英國已婚婦女的比例從10%～15%增至50%以上；同期法國婦女的這一比例也從不足20%上升到44.6%。
隨著當代歐洲婦女接受高等教育及參與市場就業的比例與人數的不斷增加，其就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在一代之內，婦女的就業模式從結婚就放棄工作轉變為生育第一個孩子時就放棄工作，再到今天的婦女隻有在產假期間才臨時性地停止工作。”這樣，在當代西歐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勢不可擋的雙職工家庭產生趨勢，幾乎每個福利國家、每個工業地區、每個大中城市、乃至大多數行業都出現了大量的雙職工家庭。從曆史演進的視角而言，在工業革命時期，由於某些婦女加入勞動力市場而導致雙職工家庭早已出現。但當時的雙職工家庭因其分布比較分散（多集中於少數大型城市與大型工廠）、數量比較稀少（許多婦女婚後就會離開勞動力市場）而難以形成一種社會顯性力量，難以引發政治力量的關注。雙職工家庭的雙重矛盾問題，或被視而不見，或被簡單地理解為工人的個人問題而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與此相反，在當代西歐社會中，雙職工家庭的需要與衝突無疑已成為影響工業生產、社會秩序乃至政治格局的一種舉足輕重的因素。雙職工家庭的大規模出現意味著女性的傳統角色正在經曆重大變遷：從私人領域邁向了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並在家庭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等領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如果說人口結構變化強化了人們對生育率的關注，為家庭政策提供了一種推動力的話，那麼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則為家庭政策的實施創造了一種有利的壓力環境。在女性主義的輿論宣傳下，社會輿論普遍認為，不重視協調就業與家庭矛盾的做法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可能將婦女重新推向家庭，造成現實勞動力供應的進一步短缺；也可能促使家庭改變其未來的生育計劃，導致未來勞動力供應量的大幅削減。
在社會經濟結構所引發的壓力下，歐盟成員國政府已就婦女勞動力的重要性達成共識：人口結構的深度老齡化將導致熟練工人的嚴重匱乏，因此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不僅不能將婦女推出勞動力市場，相反應積極促使婦女融入勞動力市場。有學者認為，如果社會能提供緩解在職婦女雙重角色衝突的機製，就可望有效地提高生育率。與此同時，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深入，認為婦女將自動發揮表達性功能承擔起兒童照料責任的觀點逐漸喪失市場，公平分擔兒童照料責任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福利國家必須根據新時代的社會需要，用新的方式滿足這種迫切的社會需要，抵禦新出現的社會風險，平衡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這樣，努力改善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幫助婦女與男人協調工作與家庭的矛盾就開始不再被視為一種特殊政策，而被當作社會經濟政策與結構政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所有政策應考慮的立場與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