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適之先生著《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這篇文章開口便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要除去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
胡適原先曾是陳獨秀的“親密戰友”，正因為這樣，當蔡元培恭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時，陳獨秀卻說他隻是暫代，待胡適從美國歸來請他擔此重任。
胡適，曾與陳獨秀有過親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支筆，擂響了新文化運動的鼙鼓，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振聾發聵的“文學革命八條件”，即不用典、不用陳腐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俚語、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須言之有物（即胡適致函陳獨秀自我介紹的“八不主義”）。此文的發表，在中國平靜的文壇上卷起一陣狂瀾。
胡適在《新青年》上積極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主張“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
他用白話作自由詩，寫白話文學劇本，寫白話文，領一代風氣之先。
胡適在《新青年》上抨擊孔教，抨擊舊禮教，主張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倘若用“豐功”兩字形容當年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也並不過分。
然而，一起衝鋒陷陣，一起呐喊前進，陳獨秀、李大釗向左轉，胡適向右轉，漸漸分道而馳。《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論戰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展開。
那是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新青年》雖然暫停，但主持《每周評論》的是胡適。猶如一輛汽車換了個司機，胡適駕著《每周評論》仍在繼續出版，隻是代替陳獨秀編輯《每周評論》的胡適離開了陳獨秀、李大釗的“軌道”。
胡適把《每周評論》第26、27號編成了《杜威講演錄》專號。杜威是胡適的老師，實驗主義的祖宗。
在第31號《每周評論》上，胡適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表明了他對他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的不滿：
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
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是很危險的。
正在河北樂亭縣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釗（他在離京前看了第31號《每周評論》），寫下了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和主義》——寄往北京給胡適。胡適把此文在第35號《每周評論》上登出。李大釗駁斥胡適道：
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紮維主義[1]的議論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歡談談布爾紮維主義的。
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麵就種種問題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阿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我們唯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它）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盡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盡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哪有閑工夫去理他！
然而，胡適一邊刊登李大釗寫給他的公開信，一邊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與李大釗論戰。由此，兩人思想的裂痕已發展成為難以彌合的鴻溝。
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之後，作為書記的陳獨秀決定把《新青年》作為這個小組的宣傳陣地。於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陳望道、李漢俊、沈雁冰、李達這四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作為《新青年》編輯，而且在1920年9月1日的第8卷新1號起，全麵宣傳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寫了《論政治》，公開與胡適決裂。
後來，當胡適垂垂老矣之時，回首往事，曾這麼追述道：
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早期的著作裏，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者的幾封信裏麵，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想得太多。李大釗在1918年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紮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麵卻是一位後進。
陳獨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關係[2]之後，便離開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後隻有一兩次他喬裝路過北京（但未停留），數年之後他在有一次秘密路過北京時，曾來看我。但是無論怎樣，自1920年1月以後，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裏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誌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裏的老夥伴愈離愈遠，我們也就逐漸地失去我們學報。因為《新青年》雜誌，這個（傳播）“中國文藝複興”的期刊，（在陳氏一人主編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漸變成一個（鼓吹）工人運動的刊物，後來就專門變成宣傳共產主義的雜誌了。[3]
陳獨秀與胡適（右）
胡適諷刺刷新後的《新青年》雜誌，“差不多變成了《Soviet Russia》[4]的漢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