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老夥伴”不光擺開“鉛字陣勢”在報刊上鏖戰不休，而且見了麵，一個講蘇俄好，一個講美國好，也爭個沒完沒了。陳獨秀摯友汪孟鄒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憶，惟妙惟肖地勾畫出這對“老夥伴”之間無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適來到上海治痔瘡，借住於亞東圖書館。汪原放回憶道：
這位總書記[5]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麵，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6]；一個講蘇聯如何如何，另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不相讓。有一天他們爭得麵紅耳赤，大概胡適被陳獨秀的批駁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了幾下，但他畢竟忍住了氣，用紳士風度說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去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
在《新青年》的“老夥伴”之中，倒是魯迅仍與陳獨秀同行。陳獨秀一回回寫信給周作人，請周作人敦促魯迅為《新青年》寫小說：
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1920年3月11日函）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地佩服。（1920年8月22日函）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證正，寄來付印。（1920年9月28日函）
正因為這樣，魯迅後來在1933年6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這麼提及陳獨秀：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7]
《新青年》是當年享有崇高威信、發行甚廣的雜誌，它的急劇的向“左”轉，使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迅速推及全國。
[1]即布爾什維主義。
[2]指北京警察逮捕陳獨秀。
[3]《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編譯，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4]即當時一本進步的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
[5]指陳獨秀。
[6]應為實驗主義。
[7]《魯迅選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跟張東蓀展開大論戰
在大動蕩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夥伴”胡適轉向，“新夥伴”張東蓀也轉到了對立麵。陳獨秀在《論政治》之中點了胡適的名，也點了幾個月前還在新漁陽裏6號高談社會主義的張東蓀的名。
就在《論政治》剛剛發表，英國的一位名人受梁啟超之邀來到中國講學。他叫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之所以成為名人，是由於他同兼三個身份：他是道地的數學家，曾與懷特海合著《數學原理》三卷；他的“羅素悖論”對20世紀的數學產生過頗大的影響；他又是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創立“中立一元論”，被當時譽為世界三大哲學家之一。他還反對侵略戰爭，倡導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被判刑下獄，獲得人們的同情和讚頌。這麼一位大名人光臨中國，自然引起了一番熱鬧。
羅素在中國各地演講，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爾特（Guild），亦即行會，“基爾特社會主義”，亦即勞資合作的改良主義。
張東蓀是梁啟超的“老夥伴”，一起創辦了《解放與改造》雜誌和“研究係”。當這位由梁啟超請來的貴客前往湖南講演時，張東蓀便專程奉陪。
返滬之後，1920年11月5日，張東蓀在他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教訓》，11月6日，又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這兩文驀地引起一番論戰，而且還空前地激烈。
與張東蓀的論戰，除了此前《新青年》雜誌上陳獨秀的《論政治》之外，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評論》第50號便已刊登署名漢俊（即李漢俊）的《渾樸的社會主義者的特別的勞動運動意見》，批駁了張東蓀在5月7日《時事新報》上發表的《為促進工界自覺者進一言》一文，尖銳地指出張東蓀“是走頭（投）無路的社會主義，走頭（投）無路的社會主義者”。
1920年9月《新青年》雜誌發表陳獨秀的重要文章《談政治》
算起來，這一回是第三次向張東蓀開火，那火力格外地猛烈。
張東蓀的文章剛一登出，馬上引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注意，決定立即組織反擊。因為他的文章鼓吹：“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人都過上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行的甚麼社會主義甚麼國家社會主義甚麼無政府主義甚麼多數派主義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
就在張東蓀文章發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覺悟》副刊連發兩文，批駁張東蓀。兩文的作者分別為望道（陳望道）和江春（李達），言詞空前尖銳激烈。
陳望道的《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那話火辣辣的，指出張東蓀“轉向”了：
東蓀君！你現在排斥一切社會主義……卻想“開發實業”。你所謂“開發實業”難道想用“資本主義”嗎？你以為“救中國隻有一條路”，難道你居然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