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蓀！你旅行了一番，看見社會沈靜，有些灰心，想要走舊路嗎？
我怕東蓀君轉向，社會更要沈靜，又怕東蓀君這時評就是轉向的宣言！
李達的文章比陳望道更為尖銳，筆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標題便叫《張東蓀現原形》：
張東蓀本來是一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這幾年來，他所以能夠在文壇上沽名釣譽的，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特長，會學時髦，會說幾句言不由衷的滑頭話。
他做文章，有一種人所不能的特長，就是前言不顧後語，自己反對自己。這時因為他善變，所以前一瞬間的東蓀與後一瞬間的東蓀是完全相反的。總之，張東蓀是文壇中一個“迎新送舊者”。
李達翻出張東蓀過去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寫的《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與張東蓀的“新作”相對比，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道出了張東蓀的“前言不顧後語”。
緊接著，11月8日，《覺悟》的主編邵力子也親自披掛上陣，發表《再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邵力子畢竟是報人，跟張東蓀是同行，話說得溫和一些，但擺出一層層道理向“東蓀君”“請教”，“請東蓀君仔細想想”。
二十多天後——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號，幹脆把張東蓀與幾人的分歧通盤端了出來，刊登了張東蓀的文章和駁張東蓀的文章，還刊登了陳獨秀與張東蓀的往來信件，共13篇。陳獨秀在這組文章之前，加上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的醒目標題。這一批判不僅僅是批判張東蓀，陳獨秀還發表了致羅素的公開信，對這位“世界名人”進行批判，勸他不要“貽誤中國人”——因為張東蓀的文章中販賣的是羅素的貨色。
此後，李達還在《新青年》上發表《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啟超，可見批判的鋒芒刺向了當年中國的名人、張東蓀的盟友梁啟超了。
經過這番大論戰，張東蓀這個曾在新漁陽裏6號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人物，向右轉向了。1932年，他與張君勱在北平組織“國家社會黨”（後來改為“民主社會黨”），任中央總務委員。不過，這個“國家社會黨”沒有幹出什麼名堂來，他便去上海光華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當教授。他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參議員，後來，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擔任中央常委。
1949年之後，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病逝於北京。
《共產黨》月刊和《中國共產黨宣言》
就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登出陳望道、李達駁斥張東蓀文章的那天，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開的新雜誌在上海創刊。
說它秘密，是因為這份新的雜誌的編輯部地址保密，雜誌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雜誌的印刷、發行也保密。
說它公開，因為這份新的雜誌的要目廣告，卻公開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新青年》廣為發行，也就使這家新雜誌廣為人知。
這家新雜誌的刊名，是中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就叫《共產黨》！
這家新雜誌是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主辦的，主編為李達。用《共產黨》作為刊名，表明這個“小組”要邁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
以“《共產黨》月刊社”名義在《新青年》雜誌上刊登廣告，在中國頭一回公開亮出了“共產黨”的旗幟。
這家新雜誌選定11月7日作為創刊之日，是經過仔細考慮的。
11月7日是個什麼樣的日子？
隻要聽一聽維經斯基這天在上海發表的題為《中國勞動者與勞農議會的俄國》的演說，便清楚了：
1920年在上海創刊的《共產黨》雜誌，由李達主編
今天是公曆11月7日，正是三年前俄國勞工農民推倒資本家和軍閥，組織勞農議會共和國的成功日！也可以說今天是全地球各國勞動者的慶賀紀念日！……[1]
可見，雜誌是選擇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紀念日，作為創刊之日。
陳獨秀為《共產黨》創刊號寫的《短言》，相當於發刊詞，非常明確地提出“跟著俄國共產黨”：
經濟的改造必然占人類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產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而傾於崩壞了，在中國才開始發達，而他在性質上必然的罪惡也照例扮演出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俄羅斯正是這種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試驗場……
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
《共產黨》創刊號還刊登了《俄國共產政府成立三周年紀念》《俄國共產黨的曆史》《俄羅斯的新問題》〔即列寧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說〕以及其他幾篇專門介紹列寧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們使用了種種化名：
“江春”、“胡炎”，李達也。
“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筆名“丙生”衍生，因為“丙”的英文拚音開頭字母為“P”。
“漢”，那是李漢俊。
“CT”，則是施存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