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中國共產黨宣言》雖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那麼氣勢磅礴、文采飛揚，但寫得簡明扼要、通俗明白。這篇在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之前寫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則迄今仍為中國共產黨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確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已為時不遠了。
1920年11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製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月刊的創辦和《中國共產黨宣言》的擬就，把黨的名稱——中國共產黨——確定了下來，建黨的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以上海為中心，跟全國各地以至海外中國留學生中的共產主義者們聯絡著、商量著……
[1]《勞動界》1920年第13冊。
穿梭於京滬之間的“特殊學生”張國燾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陳獨秀在維經斯基幫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第一個熱烈地作出響應的是北京的李大釗……
1920年7月中旬，一位來自北京的23歲的小夥子敲響了上海老漁陽裏2號的黑漆大門。他一見到陳獨秀便連聲喊“陳教授”，而後便在陳獨秀這裏住了下來。
此人是北京大學極其活躍的學生，雖然是理科學生，如今卻已是以政治為職業了。
他穿梭於京滬之間：
1919年6月，當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時，他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會，住了一個來月；
青年張國燾
1919年底，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從北京逃到上海，與張東蓀、戴季陶、汪精衛、胡漢民過從甚密，直至1920年5月才返回北京；
隔了兩個來月，這一回他又來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勢又日漸吃緊。
這位活躍分子，便是張國燾，字愷蔭，又名張特立。1897年11月26日，他出生在江西萍鄉。
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說，是“地主鄉紳之家”，他的父親當過浙江省象山縣知事，算是一縣之“父母官”。
在中學時，張國燾便喜歡英語和自然科學。1916年10月，這位“江西老表”來到北京，一舉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起初，他埋頭於數理化，不聞窗外事。自從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學出版的《新青年》叩響了張國燾的心扉，他開始思索和關注國家的命運。北大當時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張國燾身處在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啟蒙。
李大釗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於他（李大釗）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與（於）社會主義的興趣。”與此同時，他“與無政府主義的黃淩霜、區聲白等同學也來往頻繁”：“中文版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獵過。”
當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張國燾嶄露頭角。五四前夕——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的全體學生大會上，張國燾和許德珩等上台慷慨發言。5月4日，張國燾是遊行隊伍中的活躍人物。
他擅長社交，廣泛聯絡各界人士。這樣，他也就被推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幹事——這成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點。
依然是李大釗，給了他莫大的影響。他晚年所著《我的回憶》，自1966年起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其中這麼寫及李大釗：
李大釗先生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
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
消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意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是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舍效法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麵八方的外力壓迫，都是得力於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係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