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記得我完成擬定學會規章的那個春日。擬定出的規章有七條，都非常簡明。毛澤東讀完後，未作任何評論。然後我們又把我們決定是第一批會員的每個人的優點重新核實了一番，我們一致以為他們都是合格的。他們共有10人，再加上我們2人，學會共有12名首批成員。憑著我們年輕人的那股熱情，我們自稱是12個“聖人”，肩負時代的使命！我們也以為彼此之間是兄弟，有著共同的抱負與理想，有著相互的尊重與友愛。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師範的一個教室裏（實際上是在蔡和森的家裏），我們12個人聚在一起，十分莊嚴地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把印好的新民學會規章分給每個人並征求他們的意見、疑問和評論，但沒有什麼新的意見提出。於是每個人又交了一點會費，我被推選為第一任總幹事。我們決定不設會長一職，會議就結束了。新民學會就這樣宣告誕生了。盡管沒有什麼演說，但我們12人之間已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我們獻身運動的雄心和熱情有了新的動力。我們都意識到，從現在起，我們的肩上擔負了新的責任。
1920年5月8日，部分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合影。左七為毛澤東
毛澤東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都清楚我們的目的和會員應該做的事情，主張每個成員都應以切合實際的作風行事，而不應空談高論。學會中隻有一個喜歡為講話而講話者，那便是陳昌，此人以發表冗長演說聞名。我們這位同學來自瀏陽，與我偶然相識，於是成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沒有在新民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陳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長沙就義。
新民學會成立以後，大約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盡管不是什麼秘密聚會，我們仍盡量少為人注意……[9]
這個新民學會，1920年發展到擁有七八十名會員。
盡管新民學會還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但後來其中很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骨幹。
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之後，他跟陳獨秀談及的組織“改造湖南聯盟”未曾實現，倒是在1920年8月1日組織了湖南“文化書社”。在一篇名為《文化書社緣起》的文章中，作者曾一語道明書社的宗旨：
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0]
文化書社經理為易禮容，“特別會員”為毛澤東。此外，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等為“信用介紹”。
文化書社在湖南銷售《新青年》每期2000冊，《勞動界》每期5000冊，還銷售《共產黨宣言》《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
剛剛創辦了文化書社，毛澤東又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消息，作如下報道：
湖〔湘〕人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於本月16日開會，推舉正式幹事，薑詠洪總幹事，毛澤東書記幹事，彭璜會計幹事，並推彭君駐會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2～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2]《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3]《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4]《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6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6]王觀泉：《魯迅年譜》，第45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8]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0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9]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
[10]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4日。
蔡和森從法國給毛澤東寫來長信
就在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成立的那天——1920年9月16日——在法國蒙達尼男子中學，一位黃皮膚、黑眼珠的25歲小夥子，正伏案用中文寫一封長信。
他身材頎長，門牙突出，有著一頭濃黑發亮的頭發、一雙敏銳的眼睛。他是毛澤東的密友，此刻正在給毛澤東寫信。此信竟長達八千餘字！
他的這封長信，後來被毛澤東編印在《新民學會會員通訊集》裏，這才得以傳世。這封信非同一般，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蔡和森
他是湖南湘鄉縣人，出生於上海，名叫蔡和森，是一個不苟言笑而又意誌堅強的人。
蔡和森又名蔡林彬，常使人誤以為姓蔡名林彬，其實他複姓“蔡林”而名彬。倘若追根溯源，他原本姓林——他的九世祖姓林，因過繼給姓蔡的舅父為子，改為複姓“蔡林”。後來他以蔡和森聞名於世，人們也就以為他姓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