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謝覺哉日記所載，毛澤東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後6時離開長沙，坐船到武漢，再轉長江輪船，抵達上海的，時間大致上跟劉仁靜差不多。
陳潭秋和留著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漢登上長江輪船，順著東流水，駛往上海。
王盡美和鄧恩銘自從與張國燾作了一日談之後，一起相約動身，登上南去的火車，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輪，從日本鹿兒島前往上海。
姍姍來遲的是廣州的代表。不論是馬林、尼科爾斯基，還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陳獨秀前來上海。一封封信催，還發去幾回電報，陳獨秀仍然不來。
於是，包惠僧從廣州坐了海船，於7月20日直抵上海。
陳公博沒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個抵滬（周佛海何時抵滬，現無法查證。考慮到日本路途較遠，他也可能晚於陳公博抵滬）——他帶著新婚的妻子李勵莊，於7月14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登上郵輪，7月21日來到上海。
來了，來了，15位代表終於彙聚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
關於這15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澤東等”一語代替。後來曾改成“毛澤東、董必武等”。爾後，又改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等”。如今，常見的提法是以城市為序，即：“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科爾斯基”。這樣以城市為序的排名法，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大’15位代表”，往往被寫成“中國共產黨‘一大’15位出席者”。
“出席者”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差異。原因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引起爭議——包惠僧是武漢小組的成員，而武漢已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倘若說他是廣州小組代表，而他當時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的，不是廣州小組成員。也有人以為，廣州代表原本是陳獨秀，而陳獨秀來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陳獨秀的代表”！為了避免爭議，改成“中國共產黨‘一大’15位出席者”，則比較周全——不論怎麼說，包惠僧總是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過去所依據的是毛澤東1969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隻有12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由於毛澤東說出席中共“一大”隻有12名代表，沒有把包惠僧列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黨史界便依據毛澤東的話，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麼說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這次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12個人。
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是“12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麼說：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出席者”是13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裏沒有把馬林和尼科爾斯基計算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