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名額按地區分配，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並不考慮這一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七個地區。至於法國，由於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所以未發邀請信。
邀請信由“二李”分頭去寫。
在不少中國共產黨黨史著作中，寫及馬林、尼科爾斯基與“二李”商談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時，都說張太雷在場（包括有關張太雷的傳記中也是這樣寫的）。查其根據，乃出自張國燾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
他[2]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麵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於交際的海派作風……
筆者以為，張國燾的回憶可能有誤：張太雷當馬林的翻譯，是在1921年8月，即張太雷出席共產國際“三大”之後，從蘇俄回到上海的那段時間。張國燾錯把8月份的印象寫入6月份的事。
據檔案記載：張太雷於1921年5月4日在伊爾庫茨克出席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5月7日還在大會發了言。接著，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
馬林和尼科爾斯基是在6月3日抵滬的。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出席了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倘若馬上動身回滬，是可能與馬林、尼科爾斯基會麵的。但是，會麵之後，又參加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討論，起碼在6月10日才可離滬。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趕到莫斯科——因為從上海到赤塔大約要十天，從赤塔到伊爾庫茨克要四天，從伊爾庫茨克到莫斯科約半個月，總共約需一個月！也就是說，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馬上與馬林、尼科爾斯基見了一麵，翌日就動身去莫斯科，也來不及！何況，6月22日是大會開幕式，他總得提早幾天到達，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在1971年寫的，時隔半個世紀，把8月的事記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悼念張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發表的，他曾與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共過事。他的文章沒有提及張太雷在5、6月間曾回國一次，而是說：“1921年6月，張太雷同誌與楊厚德（即楊明齋）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另外，查閱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種種回憶文章，也未見到寫張太雷5、6月間在上海。
信、彙款，由“二李”分別寄出之後，各地的小組商議派出代表。
〔北京〕
羅章龍如此回憶——
1921年暑期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麵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裏召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誌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於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會上未作更多的準備工作，劉仁靜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會後才到上海的。[3]
2007年8月4日，本書作者葉永烈在武漢訪問羅星元
羅章龍之孫女羅星元則曾這樣記述羅章龍的回憶——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爺爺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他去上海參加“一大”會。可是他那時在北方領導工人運動，工作非常忙，竟然脫不開身。他拿著中央召開“一大”會的通知找到劉仁靜，說讓劉仁靜代替他去，因為劉仁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語翻譯。這就是爺爺為什麼沒有出席“一大”會的原因。劉仁靜生前曾將以上情況告訴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但我不知道劉仁靜是口述還是寫成了書麵的回憶。[4]
劉仁靜如此回憶——
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征求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征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5]
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深為後來世人所關注。關於這個問題，劉仁靜如此回答：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麵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麵，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沒有推選他。[6]
張國燾則說：
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誌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7]
〔長沙〕
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曾提及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