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荷屬東印度政府電告，謂被從殖民屬地驅逐出境的共產黨人斯內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魯克”號汽輪（又名“阿奎利亞”號）從新加坡來上海。稍後幾日，其同黨和支持者巴爾斯亦偕妻動身來滬……
“英斯布魯克”號將於6月初抵滬……
此間，我已將他們即將來滬一事通知各捕房。
鑒於我認為目前尚無理由對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動，而應首先弄清他們的行動計劃是否屬實，因此我已請各有關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對他們保持監視。[1]
也就在這一天，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報了斯內夫利特和巴爾斯這兩名“共產黨人”正在前往上海，並要求務必“密切注意他們的行動”。他還同時“通知中國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亞”號輪船徐徐駛入黃浦江。馬林剛剛踏上上海碼頭，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現存於檔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蘭駐上海總領事信，第124號，1921年6月17日，G類156（所有G類材料統屬荷蘭外交部文件），總號2349，清楚地記載著馬林的行蹤：
斯內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亞號到達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德烈森。[2]
這“東方飯店”，實際上就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社。維經斯基一行剛抵上海之際，也下榻於此。
馬林下榻於大東旅社32號房間。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蘭駐滬總領事館辦理手續，聲稱自己的職業是“日本《東方經濟學家》雜誌社記者”。不過，當他與中國人交往時，則用了一個中國化名——“倪公卿”。
馬林的同事、印尼共產黨人巴爾斯偕其17歲的爪哇妻子，也住進了大東旅社。巴爾斯化名“達姆龍”。
荷蘭駐華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蘭外交大臣的信中，這樣透露巴爾斯夫婦的行蹤：
巴氏夫婦於6月10日離開上海前往哈爾濱，擬赴西伯利亞。荷屬東印度政府已請我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監視其乘火車去哈爾濱的行蹤，日本當局負責監視他們去西伯利亞的情況。
也就在這封信中，荷蘭駐華公使清楚地點明了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國政府：斯內夫利特係由莫斯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派前來遠東進行革命煽動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視馬林的一舉一動。檔案中所存信件還表明，就連在印尼三寶瓏的馬林的妻子也受到監視，馬林與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從中獲得關於馬林的情報……
有不少書籍是說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憶錄》：
1921年6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3]
例二，《李大釗傳》：
“一大”前夕，共產國際派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為代表，來到中國。他們也是先到北京，大釗同誌同他們進行了交談，並委派鄧中夏同誌陪同他們去上海。[4]
鄧中夏
實際上，現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對馬林的監視記錄是準確的，即馬林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利亞號”抵達上海。[5]在這方麵，倒是密探“幫助”了曆史學家！馬林從南方坐海船來華，確實也隻可能先抵達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樣，在那“G類”檔案，亦即荷蘭外交部的文件中，還有密探們關於馬林行蹤的跟蹤記載：
斯內夫利特於1921年7月14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32號公寓。
麥根路，即今上海石門二路，與北京西路交叉。張國燾也曾回憶說，他去拜訪過馬林，當時馬林“寄居在愛文義路一個德國人的家裏”。愛文義路，即今北京西路。張國燾的回憶與密探當時的記錄相符。
G類檔案中還記載：
9月底，他到彙山路[6]俄國人裏亞讚諾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彙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離市中心較遠的楊樹浦。大抵馬林為了躲避密探的監視，特地住到了僻遠的霍山路，卻仍在密探的監視之中！
倒是應當“感謝”密探們，把馬林在上海的行蹤查得如此清楚、準確，並記錄在案，以至為筆者在多年後寫《紅色的起點》省掉了很多考證的時間！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2]以下“G類”檔案文獻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3]《包惠僧回憶錄》，第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李大釗傳》，第11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有人誤譯為“威賽德路”。
尼科爾斯基之謎終於揭開
馬林剛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滬的弗蘭姆堡接上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