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8]。[9]
在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則有這麼一行字：
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〇〇〇〇〇之召。
據謝覺哉所寫，“〇〇〇〇〇”即“共產主義者”。當時生怕暴露秘密，畫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武漢〕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韋爾斯的采訪時說：
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10]
陳潭秋在1936年說：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董必武同誌和我。[11]
〔濟南〕
王盡美、鄧恩銘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廣州〕
包惠僧說：
此時，陳獨秀及我都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為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12]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全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13]
陳公博說：
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選舉了我出席……[14]
〔日本〕
施存統說：
日本小組還隻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兩人互相擔任黨代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15]
周佛海說：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湊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6]
包惠僧的回憶，似乎與施存統稍有不同：
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為標準，東京隻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隻有周佛海一個人出席。[17]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陳獨秀去廣州，上海小組的書記開始由李漢俊代理，後改由李達代理。
李達在1954年2月23日寫給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負責同誌的信中，講述了這一過程：
（1920年）11月間，書記陳獨秀應孫中山[18]之邀，前往廣東做教育廳長，書記的職務交李漢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19]也回到莫斯科[20]去了。後來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往來通信，談到黨的組織采取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問題，兩人意見發生衝突（陳主張中央集權、李主張地方分權），憤而辭去代理書記的職務，交由李達代理書記。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陳望道應是上海的代表。陳望道不僅負責《新青年》編輯工作，而且上海小組的重要事情總是由“二李”、陳望道和楊明齋商量決定。此時，楊明齋去了伊爾庫茨克。雖然規定每個地區選兩名代表，而會議是在上海召開，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據李達回憶：
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複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21]
陳獨秀還以為這一主意是陳望道出的，遷怒於陳望道。如《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陳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陳望道生前曾多次對人談起，他曾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因會前他已與陳獨秀發生爭執，故未去參加。
[1]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彙編》（二），第1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指張太雷。
[3]《回憶李大釗》，第4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孫女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第一版之後，於1991年10月抄寄筆者的）。
[4]引自羅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筆者信。
[5]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20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20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2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指何叔衡。
[9]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