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董必武：《創立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29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12]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第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第368～36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41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1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17]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第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應為陳炯明。
[19]即維經斯基。
[20]應為伊爾庫茨克。
[21]李達：《李達自傳》，《“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位代表聚首上海
來了！來了！
從北方，從南方，從東邊的日本，從西邊的武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們朝上海進發（有人認為這年3月間開過一次代表會議，未得到確證）。
這是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有史以來的頭一回大聚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頭一個來到上海的，是坐著火車前來的張國燾，他“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他自雲“5月中旬”抵滬，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在6月3日才來滬，經過開會籌劃、寄信以及北京小組討論，他來滬的時間估計在6月下旬。
張國燾在路過濟南時，曾在那裏逗留了一天。王盡美、鄧恩銘約了濟南八個黨員和他會麵，一起在大明湖劃船、聚談。
張國燾已經到上海來過幾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拜訪了李達。
在張國燾的記憶屏幕上，“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接著，張國燾來到本書序章中所著重描述過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誌路106號。當時，李漢俊已從三益裏遷入這裏。
張國燾如此形容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麵商討。”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迅速地察覺“二李”與馬林之間的關係不那麼融洽。
張國燾這麼回憶：
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麼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持。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從李漢俊那裏，也聽到了類似的意見。
“二李”性格耿直，怎麼想便怎麼說，怎麼說便怎麼做，於是與馬林之間產生了明顯的分歧，有幾次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知道了馬林和他們會談的內容。於是，他來到南京路大東旅社，在屋頂花園跟馬林會麵。
在張國燾記憶中，馬林的性格是非常鮮明的，與維經斯基和顏悅色、為人隨和恰恰相反：
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難怪，如此倔強的馬林，會與直來直去的“二李”弄僵了關係。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七歲，但是顯得圓滑乖巧，他既與馬林很談得來，又與“二李”很親密。這樣，他往來於馬林與“二李”之間，成為雙方的協調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原是由“二李”負責。這麼一來，張國燾插了進來，反客為主，把籌備工作的主導權抓在手裏。此後，中國共產黨“一大”由張國燾主持，其中的緣由便在這裏。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劉仁靜比張國燾晚些天抵達上海。他先是和鄧中夏一起從北京去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因為這個學會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選擇7月1日這一天召開年會（劉仁靜未趕上開幕式）。這樣，他倆大約在7月6日左右到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