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提到過的那個屋頂花園，張國燾向馬林和尼科爾斯基講述著討論的意見，講述著黨綱和決議的初稿。馬林聽著、聽著，當他聽到那句“聯合共產國際”，頓時雙眉緊鎖。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他認為應當不折不扣地貫徹共產國際的決議。
馬林要求出席大會，他要親自向代表們說明共產國際“二大”所通過的決議……
[1]李玉貞：《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尼科爾斯基》，《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7、8期合刊。
[2]《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第2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密探突然闖入會場
7月30日，悶熱的日子，即便坐在屋裏一動不動，那汗還是不住地從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雲四湧，涼風驟襲，仿佛一場雷雨要從天而降。然而，俄頃風定雲滯，一點雨也未落下來，顯得益發熱不可耐。
這些天，薛文淑上樓、下樓，常見到餐廳裏坐滿了人。餐廳的上半截為木條網格，所以上下樓梯時總能看到餐廳裏的情形。隻是李書城關照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她從不過問。
夜幕降臨之後，餐廳裏又聚集了許多人。
馬林來了，尼科爾斯基也來了。
隻是周佛海沒有來，據說他突然大吐大瀉，出不了門，隻好獨自躺在博文女校樓上的紅漆地板上。
晚上8時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後門，忽地一個麵孔陌生、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餐廳，朝屋裏環視了一周。
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麼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朝後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麼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複。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那個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這曾是一個曆史之謎。
包惠僧回憶那個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長褂”；
李達說是“不速之客”；
張國燾說是“陌生人”；
陳公博說是“麵目可疑的人”；
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
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這便是留存在當時目擊者們腦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沒有更詳盡的文字記錄了。
筆者在寫作本書時，偶然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中叔皇那裏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於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訪。
薛耕莘先生在介紹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時，談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憶了這樁重要史實……
葉永烈於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訪薛先生。薛先生當時已經八十有六。他是混血兒，父親中國人，母親英國人。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據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個不速之客是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長、中國科科長程子卿。
程子卿，字則周，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生於1885年，曾在鎮江南門越城內何益順米店當學徒，讀過三年私塾。在米店裏他經常兩臂挾兩個袋包，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雖不會講法語，但因臂力過人，於1911年進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黃金榮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華人探長（後為督察長），程子卿被黃金榮看中，從巡捕升為探目以至探長，並曾經在上海鈞培裏黃金榮家長住。
從薛耕莘先生出示他當年穿警服時與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體確實相當壯實。
薛耕莘先生說，程子卿在20世紀30年代末曾與他談及前往李公館偵查中國共產黨“一大”之事（當時隻知一個外國“赤色分子”在那裏召集會議，不知是中國共產黨“一大”）。薛耕莘有個習慣，常把重要見聞記於自己的筆記本。當時，他曾記錄了程子卿的談話內容。解放後，薛耕莘被捕入獄，他的筆記本被收繳。倘從檔案部門尋覓，當可查到那個筆記本，查到當年他筆錄的原文。現在他雖已不能回憶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說首先闖入李公館這一事，他記得很清楚。
後來經許洪新先生查證，薛耕莘先生解放後在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一所勞改農場服刑時，曾於1968年6月1日親筆寫過一份關於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麵還蓋有他的指紋和農場軍管小組的印章。該材料的第四條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時，由他[1]向法當局報告，後由他車[2]法帝當局命令，禁止中共開成立大會（地址在上海薩坡賽路望誌路口），不得已改在嘉興開的。[3]
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對程子卿闖入中共“一大”會場作了交代。隻是他把貝勒路誤記為薩坡賽路。盡管薛耕莘這一交代內容重要，可是在“文革”歲月，在內蒙古的勞改農場，沒有誰會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