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間，與蔣介石有過交往，但也與宋慶齡有著聯係，做過一些有益的事。這樣，解放後經宋慶齡說明有關情況，程子卿未曾入獄，在家賦閑，依靠房租收入維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於上海……
居中者為程子卿，右為薛耕莘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裏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裏。
陳公博不走，據他在《寒風集》中自雲：
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誌危險，專與漢俊為難，到了現在有些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
李漢俊是那裏的主人，他自然不會走。他和陳公博在樓上書房裏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馬林神經過敏，還是真的有包打聽在作祟。
此後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曆。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便是李俊臣所發現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生這一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準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隻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那個法國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哪裏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麼時候來中國。他的發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過敏，有點誤會，我於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並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遊西湖，路經上海，少不了要遨遊幾日，並且問他為什麼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裏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隻好通融辦理……”其餘以下的話，都是用訓誡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們走了，然後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後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跟蹤……
法租界程子卿的警察證件上寫著職務是“偵探督察長”
大約這一事件給陳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寫《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也提及此事：
在大會的第一周周末，許多議案尚在考慮和討論中，這時法國警察突然出現了。在大會召開之前，外國租界就已收到了許多報告，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將在上海開會，其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俄國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別是法租界。或許是因為有密探發出警告，偵探和警察就包圍了召開會議的建築物，所幸十個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險，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個小時，但並未獲得證據，警察這才退走……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收於《寒風集》）中，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這一事件。不過，內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隻是其中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簿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他們）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煙。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48支煙卷全部吸光！
幸虧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的當機立斷，避免了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的一場大劫。
據李書城夫人薛文淑回憶：
記得有一天，我回到家裏，一進門就發現天井裏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李漢俊）的房間，並說沒有抓人。這時漢俊已不在家。我上樓到他房間看了一下，除了書架上的書比較淩亂以外，沒有別的跡象。其他房間據老廖說連進都沒有進去。因為書城曾對我說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漢俊回來後我沒有問，他也沒有提這件事……[4]
[1]指程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