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黨中央委員會每月應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
在必要時，應派遣特別全權代表一名到駐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遠東各國去，以發展和配合今後階級鬥爭的進程。
據李達回憶，那天的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張國燾的回憶錄中，也提起曾起草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隻可惜這篇宣言未曾傳世，迄今未能找到。
據李達回憶，宣言的大致內容如下：
接著，大會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這宣言有千把字，前半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曆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說中國已有產業工人一百餘萬，手工工人一千餘萬，這一千餘萬的工人，能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工人階級受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剝削和壓迫，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隻有自己起來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關，建立勞工專政的國家，沒收國內外資本家的資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當時南北政府的本質，主張北洋封建政府必須打倒，但對於孫中山的國民政府也表示不滿。因此有人說“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數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政府比較北洋政府是進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語句修正通過了。宣言最後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2]
天色漸暗，大會進入最後一項議程，即選舉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過五十多人，各地的組織也不健全，所以決定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隻建立中央局。
就在選舉著手進行之際，湖麵上忽地傳來一陣“突、突、突”的響聲，會不會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們收起了剛剛討論通過的文件，嘩啦嘩啦搓起麻將來。
“突、突、突”聲由遠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過，汽艇從畫舫一側一掠而過，並未前來找“麻煩”。事後知道那是嘉興城裏一位紳士的汽艇，與警察局無關。
一場虛驚過去，選舉繼續進行，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選很簡單，共三人，即書記一人，宣傳主任一人，組織主任一人。
書記，當然非陳獨秀莫屬。這位《新青年》的創始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望。
陳獨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又名濮德治，他說陳獨秀母親姓查，“和我母親是堂姐妹”）曾寫過一篇題為《我所知道的陳獨秀》的文章，其中有一段頗為重要的回憶：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傳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3]
果真，選舉結果，以集中的票數，一致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張國燾主持中國共產黨“一大”，擅長社會活動，也得到不少選票，被選為組織主任。
李達負責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著譯過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被選為宣傳主任。
在唱票時，忽地唱到李漢俊的名字。董必武問了一句：“是誰選的？”
劉仁靜答：“是我選的。”
這是李漢俊獲得的唯一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說：
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並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
他的這段寫於1942年1月的回憶，把書記記為委員長，把組織主任、宣傳主任記為組織部長、宣傳部長，這種以後來流行的職務稱謂當作當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職務稱謂倒也沒有什麼，問題在於，周佛海自稱當選為“副委員長”。
在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把此事講得比較清楚：
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
當時由周佛海代理書記，是因為散會之後，周佛海仍留滬度暑假。在留滬的四人（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和他）之中，選定由他代理書記。
司馬璐先生在《中國共產黨黨史暨文獻選粹》一書中論及周佛海自稱“副委員長”時說：“周佛海在這個問題上有‘自抬身價’之嫌。”
另外，關於南湖會議的日期，亦即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閉幕日期，許多當事人回憶是在法國巡捕騷擾大會的翌日——7月31日。現在，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也認為這一日期準確可靠。
不過，董必武在1929年12月31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卻寫道：
會場是借李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後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4]船上，將會開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