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名為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明確指出“明年7月開大會”。這“大會”，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二大”，曾傳說是在杭州西湖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二大”的出席者李達，在1954年2月23日寫給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的信中，明確否定了這一傳聞。李達寫道：
上海輔德裏中共“二大”會址外景
關於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地點問題。我曾對胡喬木同誌說過，開會地點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聽說中央方麵已經改過了。[2]
李達的回憶富有權威性，因為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二大”代表，而且會議就在他所住的房子裏舉行……
日月飛逝，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之後一年，1922年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氣氛。
在離上海望誌路李公館幾站路，霞飛路之北，有一條南成都路。那兒有一條叫作“輔德裏”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庫門房子，跟李公館同一模式，就連牆壁也一樣，用青紅磚相間砌成。石庫門的門楣上，雕刻著“騰鮫起鳳”、“吉祥如意”之類的橫批。
輔德裏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1號）遷入一戶李姓人家，這裏也成了“李公館”。此“李”，便是李達。自從陳獨秀由粵返滬，李達和王會悟便遷居於此。幸虧當時李達遷走了，所以當陳獨秀被捕時，法國警察在老漁陽裏2號沒有搜查到中國共產黨文件——有關文件在李達那裏。
李達主管宣傳，創辦了“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書上標明社址為“廣州昌興馬路26號”。其實，那是在輔德裏625號編印的。標上“廣州”字樣，為的是迷惑法國警察的眼睛——須知，輔德裏也屬法租界！
自從李漢俊家的老漁陽裏2號遭到法國警察搜查之後，李達家成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聯絡站。尤其是那裏全是一排排紅磚、青磚相間的統一格式的房子，側身一閃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戶。
輔德裏625號一樓一底，建造麵積74平方米，樓上是李達書房和臥室，樓下為客廳。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韓的大房東建築的，分租給別人。石庫門房子各家都有前後門，獨進獨出，與他人無幹。
1922年7月16日，一個重要的秘密會議在李達家的客廳裏舉行。這便是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7月”召開的“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到會的代表12人：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統、項英、王盡美、鄧恩銘、鄧中夏、向警予、張太雷。
據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說：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
其實，毛澤東並非“沒有如期趕到”，而是他當時在上海！
毛澤東在上海，為什麼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二大”呢？
關於這個問題，曾有過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以他對斯諾所說，最為準確：
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沒有能出席。[3]
當時，毛澤東是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針對趙恒錫的運動的。趙恒錫是當時湖南省長、軍閥。
毛澤東“忘記了開會的地點”，這確實是一樁憾事。在兩個月前，毛澤東還邀李達到湖南自修大學講授馬列主義，毛澤東是知道在7月召開中國共產黨“二大”的。
中共“二大”（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展出的油畫）
據羅章龍在1981年回憶，他曾參加中國共產黨“二大”。[4]但是，有關文獻上也沒有記載羅章龍出席中國共產黨“二大”。
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由最初的50多人，發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長沙30人，廣東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東9人，鄭州8人，四川3人，旅俄8人，旅日4人，旅法2人，旅德8人，旅美1人。在這些黨員中，工人黨員為21人，女黨員4人。
會議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主持。吃一塹，長一智。這一回開會，每一天的會議都改換地點，而且多開分散的小組會，保密工作比中國共產黨“一大”做得好得多。閉幕式是在英租界舉行的。
中國共產黨“二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5人，即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和高君宇。另有2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即鄧中夏和向警予。陳獨秀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長（這一職務名稱在當時不固定，有時也用原名“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上，則署“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一宣言是由陳獨秀、蔡和森和張國燾組成的起草小組起草的，陳獨秀執筆，經大會討論、修改，最後通過。
中國共產黨“二大”比中國共產黨“一大”在理論上的大飛躍，便是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有了明確的指導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