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開，但是這一次“三大”卻改在廣州召開。所有中國共產黨“三大”代表，都由“管東渠”安排在廣州的食宿。
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召開，是因為在西湖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決策實行“國共合作”，而廣東當時是國民黨的“大本營”。
國民黨的勢力進入廣東，是在1920年。這年2月，駐粵的滇（雲南）軍閥和桂（廣西）軍閥之間發生武裝衝突，孫中山趁機策動駐閩的粵軍將領陳炯明回師廣東。10月29日，粵軍奪回廣州。10月31日，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1月25日，孫中山離滬赴粵。於是，廣州也就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然而，軍閥反複無常。1922年6月16日淩晨2時，坐落在廣州觀音山的孫中山總統府突然遭到陳炯明部隊四千多人的襲擊。在猛烈的炮火中，總統府化為一片廢墟。陳炯明原本打算一舉摧毀孫中山政權。在萬分緊急之中，孫中山被迫連夜登上“寶璧”號軍艦直駛黃埔，然後換乘“永豐”[1]艦，與叛軍相持。
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急電正在浙江寧波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永豐”艦被孫中山授以海上指揮全權。於是，蔣介石指揮反擊陳炯明。在那些日子裏，蔣介石侍立在孫中山左右，深得孫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蔣介石護送孫中山前往上海。蔣介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並請孫中山作序。從此，蔣介石有了一筆令人垂羨的政治資本，常以孫中山“好學生”的“光輝形象”出現於社會公眾麵前。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使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高層領導之中。
1922年12月，孫中山借助於滇軍楊希閔、劉鎮寰的力量打敗了陳炯明。1923年3月，孫中山重返廣州。於是，廣州再度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中國共產黨也在廣州發展力量，建立了“管東渠”——廣東區委。就在孫中山重回廣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陳獨秀在參加西湖會議之後，也從杭州來到廣州。
這樣，國共兩黨的首腦，都坐鎮廣州。
對於國共合作，雖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極力主張，而且在西湖會議上得到五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認可，但是在全黨思想上並未統一。即便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之中，也有好幾位隻是基於服從共產國際領導這一點而認可國共合作，在思想上並未想通。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張把討論國共合作，作為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題。
既然中國共產黨“三大”要著重討論國共合作，而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在廣州，所以在廣州召開會議當然是最合適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永漢路太平沙“看雲樓”召開。
這“看雲樓”並非古寺名樓，隻是因為門口貼了“看雲樓”三個字而得名。這“看雲樓”是陳獨秀在廣州的住所，那三個字也出自陳獨秀筆下。陳獨秀給住所取名“看雲樓”，大抵是要在那裏“看”中國變幻莫測的風“雲”。陳獨秀住所有個大客廳，成了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會場。有時，會議也改在離那裏不遠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廣州的住處“春園”舉行。
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在上海召開時那種時刻提防特務、巡捕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三大”要寬鬆得多。因為廣州是在國民黨控製之下，對中國共產黨采取友好的態度。
中共“三大”會址
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30多人——不過，其中有表決權的隻有19人。這些代表來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州、浙江、山東、滿洲等地以及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三大”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毛澤東、劉仁靜、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羅章龍、陳潭秋、譚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嘯仙、徐梅坤、馮菊坡、林育南、於樹德、鄧培、項英、劉爾崧等。
陳獨秀在大會上代表上一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陳獨秀指出：
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其中在國外的有44人，工人164人，婦女37人，另外還有10個同誌被關在獄中。去年我們隻有200名黨員，今年入黨的大約有200人，其中有130個工人。[2]
陳獨秀著重講述了西湖會議的精神。他說：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者，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後來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並參加現實的運動。
陳獨秀批評了黨內的不良傾向：
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此外，黨內的同誌關係很不密切，彼此很愛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