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215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5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4～29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陳望道脫黨又重新入黨
1977年10月20日，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裏正在供應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餛飩。一位87歲高齡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顆餛飩，便吐了出來。他搖搖頭，輕聲對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研究生的陳光磊說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收拾盤碗。當護士離去時，他忽地伸出手來輕輕揮動，仿佛向她致謝、告別——這是他入院後從未有過的動作。
就從這個晚上開始，他的病情惡化了，再也說不出話來。醫院的大夫、護士日夜輪流看護著他……
他便是當年《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陳望道，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望道曾與陳獨秀有過密切的合作。陳獨秀1920年底去廣州時，委托陳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編輯工作。然而，沒多久，陳望道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其中的緣由，如同鄧明以的《陳望道》一文所寫的那樣：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生了爭執。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複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不料這一爭執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後，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疾首痛心，於是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陳二人大罵了一通。陳望道見到施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引自陳望道1951年寫的思想小結）。於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並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陳望道一氣之下，就表示今後不願再接受陳獨秀家長式的統治，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並因此而未去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1]
陳望道致葉永烈的信封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又稱委員長）。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結果邵同意，陳卻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的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2]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後來，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係主任。1927年後，陳望道轉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隨後，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1934年9月，他在魯迅支持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1932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複旦大學校長，並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還曾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1960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1956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願望。
陳望道的身份、資曆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此事經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裏。
毛澤東主席了解陳望道的曆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麼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3]
就這樣，陳望道於1957年6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麵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1973年8月，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