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望道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複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複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陳望道自幼練過武功，體質頗好，據雲，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隻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4]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一般情況下，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在1968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5]，他在複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歎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腦瘤去世，這兩樁事使他老態驟增，頭發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在“文革”歲月中，他於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裏堆滿了書籍，他埋首書堆，鑽研學問，兒子陳振新[6]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當年，他家住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他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曰“紅頭火柴”。曆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1977年10月20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複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頷首致意。
但他畢竟已是87歲高齡，正常的呼吸沒有維持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持續了一個多星期，1977年10月29日淩晨4時，陳望道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1980年1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他去世之後，他的遺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4卷出版——《陳望道文集》。其中第4卷為譯著及有關翻譯的文章，他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收入其中。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這是毛澤東話的大意。據陳光磊1990年3月18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過他這一段毛澤東的話。
[4]1990年4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采訪陳光磊。
[5]“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
[6]1990年11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采訪陳望道之子陳振新。
“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載了署名“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這篇文章以當事者親曆的筆調，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顯然，作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外國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他們在寫作論文時，引述了這篇文獻，並注意到以“棲梧老人”名義發表的其他作品。
道夫·賓在他的《對〈有關斯內夫利特戰略的中文資料〉一文的答複》中指出：
讓我們首先來談這個棲梧老人。1957年他寫了四篇文章和一本書，從互相參照這些材料的內容來看，作者無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縱教授和W.郭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1]
這三位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的分析、判斷完全正確：“棲梧老人”，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筆名“棲梧老人”發表回憶文章，是因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學習以外，甚麼事也不敢做。謝覺哉部長常鼓勵我寫點‘社會觀感’、‘人口問題’之類的文章，其他領導同誌也鼓勵我寫有關革命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寫”。
包惠僧原來是新聞記者出身，寫文章是看家本領，他如此“不敢寫”，有著他的重重顧慮……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的最初幾年，他的表現是不錯的。他先是在上海參加編輯《勞動周刊》，自1922年起，曆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1924年，他奉中國共產黨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校長蔣介石共事。
此後，包惠僧還曆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黃埔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1927年1月，出任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