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多月後，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選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得以克服，但“左”傾思潮又由此開始抬頭。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處境困難，中國共產黨“六大”不得不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此時黨員減至4萬多人。會議繼續批判了陳獨秀右傾錯誤，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傾錯誤。
由於過分強調黨員的工人成分，會議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三年後被捕叛變），選舉向忠發、蘇兆征、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七人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而且兼任中央農委書記，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居領導地位。
1930年6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會議。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此時登峰造極。
三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李立三“左”傾錯誤。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
又過了三個多月——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權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1931年9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推選博古（秦邦憲）主持。博古、王明繼續“左”傾。
在陳獨秀之後，短短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頻繁地撤換領袖，從瞿秋白到向忠發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連換了五人。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領袖，曆史無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崗位上淘汰下去。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上批評了博古的“左”的錯誤，撤銷了博古、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華，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會議還改組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行軍途中，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負責紅軍軍事指揮。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38年9月1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此後不久，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張聞天主持開幕式，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自此，中國共產黨中央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
1943年3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書記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七大”在延安隆重召開。這時中國共產黨已擁有120萬名黨員。中國共產黨“七大”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頭一回規模盛大的代表大會。大會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顯示了“毛、劉、朱、周”體製，也表明中國共產黨有了第一代成熟的領袖和穩定、團結的核心。“七大”為中國共產黨奪得全國勝利作了準備。
中國共產黨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為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中共中央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