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114寫作的成熟是在她去國離鄉之後。在這之前，她的《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等展露了非凡的敘述才華和犀利的透視眼光。但總的來看並沒有與當時的潮流敘事拉開距離，走的還是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一路，對文革帶來的傷害進行描述。而當她離開祖國，站在一個全然陌生的文化環境中來思考自己國內的寫作素材時，煥發了嶄新的活力。
一、移民視角
比較而言，嚴歌苓所感受到的邊際狀態比湯亭亭、譚恩美都要嚴重得多。因為湯亭亭、譚恩美都是在海外長大，很多適應的痛苦、邊際的碰撞在她們母親那一代早已經體驗過了。以英語為母語的她們早已經在美國社會紮下了根。而嚴歌苓單槍匹馬從大陸殺向美國，從一個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全然陌生的環境。所有一切都需從頭再來，就像一個剛入塵世的嬰兒一樣學習如何生活。她必須重新學習語言、改變生活方式、適應全新文化等，必須麵對新環境對她的排斥，必須忍受並博取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所以她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壓力是空前的，這些成為她寫作取之不盡的源泉，在她許多作品裏都有精彩展現。
作為新移民作家，嚴歌苓一直非常關注並投入了極大的激情描寫移居美國的華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其中相當頻繁地出現了移民的生存狀態、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剛剛進入陌生國度陌生城市的孤獨感、飄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進那座城市卻處處受阻，因自己的貧窮、格格不入而自卑、尷尬的異己感。嚴歌苓曾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文學是苦悶的一種生態，最起碼不是消極的生態。可想而知，美國的生活離我曾設想的青燈一盞，紅樓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萬八千裏了，於是苦悶也別是一般滋味。我近年來潛心研究了近百萬字的華人移民史，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與這五代移民有著相似的心情與苦悶。移民的故事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終將形成大氣候，形成移民文學。”115
《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入侵的另類，甚至讓街上的行人不舒服，“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麵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大樓陰影裏的一張張麵孔看著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一種強烈的異己感。覺得自己與那個世界是隔絕的。其中“我”是作者不厭其煩用了大量筆墨塑造的係列形象。她曾在訪談中承認，《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經曆。“小說本就像是一柄陋勺，它有它的謙卑，謙卑的它隻取一瓢飲，它痛飲的，是個體生命不可替代的體驗和時間中轉瞬即逝的諸多細節。”116也更多地摻雜了別的女性的生活和經曆。她們在海外更多遭遇的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經濟困境，當然，也可以說是因為種族歧視而帶來的經濟困境，因為她們是華人留學生，沒有身份，隻能非法打工，從事最底層的服務行業，為一日三餐而勞碌奔波。《無出路咖啡館》中“我”這個大齡女留學生總是掙紮在生存邊緣，為房租、水電、一日三餐和求學夢想而極度疲憊地奔波。她很想把這一切都處理好，能讀好書拿到全額獎學金，能準時付清房租，和自己所愛的外交官男友順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為她來自共產黨國家，有一段從軍的經曆和十多歲參加革命的高官父親而受到FBI的追蹤和長期審查。她因此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餐館打工的工作，接著不能再在房東家住下去而與幾個赤貧的畫家合租沒有暖氣的房子，失去了獎學金，最後也失去了愛情。小說中“我”所能承載的壓力幾乎到了極限，生存的，心理的，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被當成了一個危險的入侵者。
她所描寫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畫家海青和他的同伴們，結婚隻能買兩塊錢的戒指，生了病隻能去態度惡劣的貧民醫院，他們沒有合法身份，隻能打黑工。或者替醫藥公司或醫科大學做藥物試驗，海青作麻醉試驗，舌頭有半邊失去了知覺；替公司畫燈罩；為畫廊做畫框；在華人餐館做服務員；在漁行殺魚等。在這裏透露出的移民的艱辛生存。
而在西方人對華人的理解裏，含有拯救的成分，在他們心目中，中國是極度貧窮落後的，缺吃缺喝，從那裏過來的人們就像從洪荒漂來的嬰兒，需要他們的愛和救助。無論房東太太還是男友安德烈或者便衣福茨都有著美國式的拯救激情。房東牧師太太發起教友會為我捐助學費，“我”投其所好講述的童年節省每天要喝的糖水用以灌溉芒果樹的故事所引起廣泛的同情。甚至安德烈對我的愛裏也包括同情我童年裏蛋糕、聖誕樹的缺乏。當然這些都是極為善意的表現。隻是在這份善意裏有著文化上的誤解。這在黃玉雪筆下也有呈現，在她成功曆程中得到了相當多的白人的幫助，她也能以開放、坦然的心態接受幫助；但嚴歌苓筆下的女主人公顯然更清高更自尊，她對這些幫助更多是感受到難堪、抵觸，進而逃離。這是因為嚴氏三十歲以前的生活成長教育都是在中國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將她打造成中國思維、情感和待人處世的方式，她願意吃苦、奮鬥，卻不願意接受施舍，所謂貧者不受嗟來之食。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堅持，使她更是要刻意地在外國人麵前維持作為中國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