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又會發現，這個主題是不斷被質疑的，甚至被嘲弄。裏昂的犧牲在王阿花看來，“他荒誕到了凶殘的地步，還是凶殘到了荒誕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絕不願意參與他對自己的摧殘，我絕不要做他對自己摧殘的理由。”也被他自己認為是不堪回首的痛處。而他對藝術的頂禮膜拜，對音樂的癡迷執著換來的卻是三餐不繼，生活困窘。這不是對他的犧牲的一個極大的嘲弄麼？劉先生四十餘年始終如一的愛著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槍彈逼迫下嫁給了李師長，卻不知菁妹給他和自己撒了個大謊，是菁妹在對利益的選擇中，選擇了李師長。將複雜而又漫長的人生經驗濃縮在劉先生失去記憶的那一段時間，尤其當這美好而又令人心涼的故事通過一個中風患病，對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時候，更使其具有某種親切又疏離的滄桑感和淒涼意味。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錢、物質至上的現代文明社會裏，“犧牲”既是一份昂貴的讓人難以消受的饋贈，又是一件不合時宜的奢侈品。
為此，作者設計了兩個場合，一個是當“我”去見男友安德烈時，戲劇性的辛辣對比。“我”為節省一頓飯錢從中午餓到第二天，並不惜以德行留下汙點的代價從書店偷了上課要用的教材。因為買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錢一支的玫瑰，帶她去吃昂貴的早餐，並告訴侍者“我”的各種飲食怪癖。之後讓勞拉陪“我”去買晚禮服以觀看優雅的芭蕾舞。忠實的勞拉幫“我”選購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錢。為了看完芭蕾舞之後還能繼續活下去，“我”讓阿書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個廉價商店買了一套極便宜並可以退還的衣服。誇富炫貴的芭蕾舞會場和擠得臭汗淋漓的廉價商店；在房東家為躲房租而賊一樣小心謹慎與優雅的早餐地點。畫出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生活，一邊是豐足、華麗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兩個階層的生活。
另一個場景是在安德烈、裏昂與我的一次早餐桌上，裏昂和安德烈有過一次極為激烈的衝突，這兩個都愛著“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麵對麵。在裏昂看來，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朝著這個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他認為安德烈這樣的人把自己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的生命都早早的賣給別人。裏昂指責安德烈不懂得犧牲，任憑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看來，裏昂這樣的人自以為是，活得連基本的生活體麵都不要，可以靠救濟金、失業金糊口，這樣的人怎麼能奢談藝術呢？而正是他們辛勤納稅，才由政府將稅金變成失業金或救濟金――對這一批對社會負有重責的人，優越感從何而來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帳的方式羞辱了裏昂，“我這個出賣了自由的奴隸用他的賣生錢宴請一個自由人，這不是很滑稽嗎？也很不公道。我也許像你說的那樣，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賣了，但我換來的是尊嚴，是給一個女人起碼的體麵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這個尊嚴和力量，我根本不會走近任何一個女人。尊嚴和生存能力，給一個男人最起碼的去愛女人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你連雄性也沒有。”這不僅僅是兩個男人為爭奪一個女人的鬥爭，而是兩種生活理念、兩種價值觀的交鋒。是對“犧牲”這個主題的不同理解。很顯然，作品中“我”認同安德烈的價值觀，這是一種更現實、更物質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