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鑒呢？是一個能讓女人愛戀，有野心，冷麵的男人。固然優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華，卻高高在上審視著巧巧，除了高談闊論，發出一些悲天憫人慷慨激昂的言辭之外，無所作為。正是他的正義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為失學率，森林覆蓋率， “九億農民在斷自己子孫的活路”之類宏大命題義憤填膺，卻不同情身邊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識分子的象征，擺出高深莫測的精英的冷麵，他們的斥問對底層農民現狀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幫助，他們想要啟蒙農民，卻根本就不了解要啟蒙的對象，所以隻會嚇呆了巧巧，讓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讓一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般暴戾。而金鑒與巧巧的對話中也透露了真實的鄉村困境：過早輟學的孩子們，上山砍樹賣給城裏人做家具，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金鑒說，這是惡性循環，“你們先是拒絕受教育，選擇無知，無知使你們損害自己的長遠利益，長遠利益中包括你們受教育的權益，包括你們進步、文明的物質條件，你們把這些權益和條件毀掉了，走向進一步的無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無法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沒有教育越是會做出偷伐山林這樣的無知愚蠢的行為。”這些義正詞嚴的斥責用錯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這些鄉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話使她畏縮，懼怕，崇拜，卻毫無助益，巧巧幾乎要向他和盤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經說了一半，可是金鑒能給她的隻是一條毛巾。他的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識分子胸懷，大而化之的悲憫情懷卻隻是書生式的文鄒鄒的表達。最反諷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聾啞的地方被一步步推進罪惡的深淵，而在她生命的終點，金鑒等人卻是以法治的名義裁決了她。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人販子也並不是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曾娘一樣的熟人，是“戴著眼鏡，笑著一個白淨書生的笑”。養路工大宏與傻子二宏，更是一對純樸、勤勞的兄弟，雖長相醜陋，但是對巧巧百依百順。之所以會花錢買妻，是因為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來時並未對她動粗，隻是做好吃的讓她感動，讓她心甘情願的自己把自己送給大宏。二宏雖然傻得讓人厭憎，但他也是像狗一樣愛著那個巧女子。大宏對弟弟的無條件的愛更是讓人為之心動。正是這樣，才讓故事更為可悲。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說到一種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小說“可以記錄潛在於曆史學家的不以個人為主的編年史之下的人類經驗。”而這些經驗可以幫助說明事實。127巧巧被拐賣對她個人來說隻是人生命運的瞬時拐彎，是偶然事件，所謂命運，就是人力無法改變但它卻改變了你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你看那偶然性：謬誤是它的兄弟，愚蠢是它的嬸娘，怨恨是她的祖母，而它卻統治著這個世界；每一年每一日，它通過或大或小的災禍加重了大地上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的苦難，當然也加重了你們的孩子的生活的苦難。”128 “上帝統治著萬物，而偶然性和機會又與合作來治理人類的事物。”129而讀者清晰看見了它的必然性，文明世界創造了物質豐盛之後，也製造出太多精神垃圾，電視機讓她們知道了深圳，知道了外麵的世界，對文明和繁華的向往，淪落到了偏遠山鄉大宏處時最渴望的由此發生血案的還是那一台電視機。從巧巧踏上遠方的行程開始，她就注定是城市文明這架無情機器下的犧牲品。曾娘和李表舅那類人不是個別的存在，他們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是都市文明滋生出的垃圾，他們坑蒙拐騙，以錢和性（放黃色錄像）汙髒了淳樸的鄉村，將頹靡的都市氣息吹向黃桷坪，將巧巧那樣要強能幹的女孩子推進悲劇。道德淪喪、良知泯滅，這種巨大的邪惡的吞噬力量代行了命運的功能，改變了一個又一個鄉村女孩的命運。在現代化的今天，逃離鄉村成為她們的夢想，但她們能去哪裏呢？即使巧巧她們沒有遇上曾娘，順利來到了都市，就能實現夢想，就能幸福嗎？小說中一直沒有正麵現身的慧慧可以看作是另一種命運，她們在發達城市的工廠流水線上做工，然後拿到極其微薄的薪水，累成肺癆之後隻能在家中等死。“一天在流水線上坐十六個小時，吃飯隻有五分鍾而買飯的隊要排一小時，就這樣也不耽誤深圳天堂般的好。”沒有文化，沒有技能，被趁虛而入的人販子抓住她們的天真無知，拐賣到更為偏遠的山鄉，成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滿足那些饑渴男人的性欲；……還有另一類女孩，那是在《誰》文中沒有出現，卻在另一些作家筆下濃墨描述過的女子，《泥鰍》（尤鳳偉）中那些被迫或者心甘情願賣身的女子，她們隱沒在一盞盞紅燈後麵，構成城市另一種不乏誘惑但是墮落的風景。對於巧巧們這類鄉村女子而言，似乎沒有太多別的出路。她們原本清純如山間一汪清泉，卻在現代化的步伐中迷失了自我。這類女子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裏所沒有的，專屬於九十年代以後的文化創造。誰來救她們？潘富強，長臉警察都知道底細，曾有機會阻止，但他們有能力阻止嗎？被金錢、欲望牽引著她們這些山窩裏的金鳳凰，無數個巧巧都在踏上這條路。